繪制民族革命的歷史畫卷 ——讀《春度龍崗》
《春度龍崗》最先發(fā)表在《民族文學》2023年第7期，由作家出版社年底推出單行本。總體上講，《春度龍崗》在重大題材的寫作上有所突破，它真實再現(xiàn)了彝族地區(qū)推進民主改革的歷史過程，繪制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民族革命的歷史畫卷，呼應了民族融合與和平發(fā)展的時代大潮，是近年來一部難得的關于民族變革的長篇歷史小說。
這部講述新中國成立之初彝族地區(qū)民主改革的作品，妙就妙在“春度”上?！褒垗彙笔呛谝痛箢^人、外號飛天螞蟥的阿爾哈鐵盤踞的地方，是彝族奴隸制社會的頑固堡壘，也是國共兩黨和多方勢力爭奪的政治場域，更是“涼山一步跨千年”的最后障礙。擺在作家李美樺面前的敘述難題是：他不僅要重返歷史現(xiàn)場，讓小說虛構(gòu)盡可能揭開歷史真相，又要回應民族融合的時代主題以及和平發(fā)展的世界主潮。照理，在那時“拿下”龍崗毫無問題，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在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蓬勃開展。但“如何拿下”龍崗，早已不是一個武裝力量的對比問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是包括彝族在內(nèi)的五十六個民族認同的政治和文化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春度”既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這部小說務必遵循的“敘述政治”。
這就決定了《春度龍崗》在小說敘述上的難度?！按憾取币辉~，在小說文本中意義豐贍，既可以理解為春風吹拂龍崗，改天換地，萬象更新；更可理解為和平解決龍崗，實現(xiàn)民主改革，彝區(qū)一“度”千年，從奴隸制的嚴冬邁入新社會的春天。但和平解決龍崗談何容易？這中間橫亙著太多難以逾越的難題。首先紅軍游擊隊的幸存者楊黑子就不同意，阿爾哈鐵手上沾滿紅軍的鮮血，欠下了一百多條紅軍戰(zhàn)士的命債，一想到龍崗，楊黑子就想到復仇。而以省黨部馮正和主任為代表的國民黨殘余勢力，早把龍崗作為反攻大陸的重要據(jù)點，暗自勾結(jié)阿爾哈鐵，送槍送炮，許官諾爵，瘋狂煽動抵抗，作垂死掙扎。在彝族內(nèi)部，頭人與頭人之間、黑彝與白彝之間、主人與娃子之間，雖然存在非常復雜的矛盾和階層歧視，卻又一致對外，關鍵時刻萬眾一心，爆發(fā)出驚人的力量。尤其是阿爾哈鐵“神”一般的存在和威力，在那個特定時期可以左右龍崗地區(qū)的命運和走向。何況還有游匪的騷擾，以及漢彝之間千百年來形成的民族隔閡；更何況哪個奴隸主愿意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拱手交出槍支，“把娃子解放出來，把土地牲畜分給娃子”？所以，“春度龍崗”就遠比“智取威虎山”更加困難，意義也更為重大。“春度龍崗”涉及的是民族翻身和制度變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是艱苦卓絕的“攻心”戰(zhàn)，是人心人性的較量。
這樣，小說敘述的難度不僅大幅度增加，而且不得不轉(zhuǎn)換為觸及人心、人性的難度。像鐵桶一樣，“針插不進，水潑不濕，連外面的蒼蠅都休想飛進去”，被“國軍一次又一次圍剿，成師成團的人人馬馬開進去，機槍大炮架起轟，表面上燒了些寨子，殺了些娃子，但始終拿他沒辦法”的龍崗寨，也就相應轉(zhuǎn)換為一座只能被人心人性所“度”、所攻克的堡壘。歷史的秘密就隱藏在這里，小說能否成功的秘密也在這里。而挑戰(zhàn)這一高難度的小說敘事，正是彝族作家李美樺的優(yōu)勢所在，他就置身在這個民族中，身上流淌著他們的血液，不僅能夠與他們的喜怒哀樂共情，會心于他們符號內(nèi)外的表意，而且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者，還能在自己的生命體驗中，反思關于這個民族的每一個主語和謂詞后面的深意。
由此，穿越既往的語詞幻象，返回彝族頭人復雜的內(nèi)心世界，重塑民主改革時期彝族人心人性的現(xiàn)實，是《春度龍崗》在藝術(shù)上最為成功之處。這里的人心人性不是西方啟蒙意義上的觀念之物，而是一個樸素的常識：人的心理和人的本性。《春度龍崗》寫出了人心人性的辯證法及其幽微之處。彝族頭人，哪怕是阿爾哈鐵這樣的大頭人，并非生來十惡不赦、惡貫滿盈，他的人心人性也是由其社會身份建構(gòu)的。他有奴隸主專制、剝削、殘忍、反動、罪惡的一面，但作為那個民族的“雄鷹”“領頭人”，也有顧及蕓蕓眾生的向善之心。小說寫到，當爾布“按老祖宗的規(guī)矩”，非人道地懲罰幾個娃子的時候，阿爾哈鐵騎著棗紅馬飛奔而至，以“渾厚有力”“滾滾春雷”一般的聲音禁止了這一惡行，理由是不能為了幾個娃子“傷了這么多老人的心”。最后，到要不要下山的關鍵時刻，阿爾哈鐵想到的也不是個人的生命安危和前途命運。他對力勸他不要下山的當家娃子阿力次吉說：“是的，我要保自己的腦殼不假。但是，和全寨子老老小小的腦殼相比，我阿爾哈鐵這顆腦殼算什么？”他還說：“我都這把年紀了，我怕啥？只要咱們龍崗寨平平安安，山上山下的兄弟姊妹平平安安，我這個腦殼就算掉了，也值！”正是有了“平平安安”這個和平觀念的基礎，阿爾哈鐵下山投誠，擔任新政府的副縣長，才有了人心人性的根據(jù)，才符合歷史和文本邏輯，也使小說有了堅實的藝術(shù)說服力。
《春度龍崗》是一部現(xiàn)實題材力作，它精妙地把握了環(huán)境的變動和各方力量的消長對人心人性變化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更準確地說，它把對人心人性的刻畫交給了人物所在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交給了人物的思想矛盾和現(xiàn)實行動，交給了故事的情節(jié)和細節(jié)?！洞憾三垗彙肪W(wǎng)織了當時可能存在的各種政治力量，集合了各種社會矛盾，在成功再現(xiàn)當時復雜的社會形態(tài)和斗爭形勢的情形下，在日益變動的具體情景中，去揣摩和描繪各色人等的內(nèi)心波瀾，去處理阿爾哈鐵人心人性的細微變化，揭示他必然走向和平道路的心理邏輯。在工作隊的廣泛發(fā)動、深入動員和重點擊破下，再加上擊潰了兇惡殘匪的襲擊，不僅彝區(qū)民眾心向民主改革，而且飛云鋪的黑彝頭人阿爾拉則、茲茲烏日的黑彝奴隸主勒伍爾甲也先后交出槍支，當上新政府的副區(qū)長，雖然后者最終叛變身亡，卻無疑撼動了阿爾哈鐵拒不下山的心理基礎。阿爾拉則和勒伍爾甲都與阿爾哈鐵沾親帶故，他們棄他而去的行為，本身就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結(jié)果。后來楊黑子仇以恩報，飛身擋住射向阿爾哈鐵的子彈，也在一定程度上擊潰了阿爾哈鐵的心理防線。這顆子彈沒有打中阿爾哈鐵的身體，卻擊中了一個男人隱藏最深的柔軟情感。工作隊的陳達五不攜帶任何武器，和烏嘎惹騎馬上龍崗，以朋友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的身份，與阿爾哈鐵掏心窩子長談，解開了阿爾哈鐵“擔心總有一天，有人會跟我這個黑彝頭人算總賬”的心結(jié)，使他最終走出“心獄”，實現(xiàn)人心人性的根本性轉(zhuǎn)變，擁抱和平，積極投身新社會的革命和建設。
以“在場”的外在行動敘寫“不在場”的內(nèi)在心理，在“外”與“內(nèi)”、行為與心理的觀照、呼應與書寫中，《春度龍崗》既獲得了現(xiàn)實的根據(jù)，又獲得了心理的支持，塑造出阿爾哈鐵、阿爾拉則、烏嘎惹、陳達五、沙阿果、俄狄伙子等一批血肉豐滿、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煥發(fā)出充沛的現(xiàn)實力量。換言之，正是在觸及彝族地區(qū)民主改革進程中人心人性的真實圖景的廣度和深度上，《春度龍崗》展現(xiàn)出一幅廣闊的彝族地區(qū)民主革命的歷史畫卷，拓展了紅色歷史的文學表現(xiàn)空間，呈現(xiàn)了新的藝術(shù)經(jīng)驗，成功實現(xiàn)了歷史題材的當代轉(zhuǎn)換。
值得一提的還有《春度龍崗》的敘事藝術(shù)。小說不回避矛盾，迎難而上，正面強攻，之所以能有如此出色的藝術(shù)效果，首先得力于巧妙合理的結(jié)構(gòu)布局。小說的結(jié)構(gòu)有一個硬核：拿下黑彝大頭人阿爾哈鐵占據(jù)的龍崗山。小說以“上山下山”為脈絡，“山”成為敘事核心，其他血肉都是從這個“硬核”中長出來的。小說敘事有了一個總“綱”，其他的“目”都圍繞這個“綱”展開。這個“綱”正是彝族地區(qū)民主改革的難點、要害和關鍵，抓住了這個“綱”，也就能夠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再加上阿爾拉則和烏嘎惹這兩個“串線”人物在主要對立兩方的“走動”，在歷史與現(xiàn)實間穿梭，使得小說的敘述在圍繞龍崗山這個硬核展開時，顯得骨架堅固，經(jīng)緯交織，肌理結(jié)實，情節(jié)生動，既重點突出、線索清晰，又舉重若輕、枝蔓纏繞、細節(jié)豐富，表現(xiàn)出作者的藝術(shù)匠心。其次是小說厚植文化土壤，大量運用彝族民間廣泛流傳的古話、格言、諺語、典故、山歌等，原汁原味表現(xiàn)出彝族的事理德行、生存經(jīng)驗、生活智慧、生命形態(tài)、文化習俗，給小說人物以文化根脈，不僅讓讀者能夠迅速代入彝族的文化場域，而且很好地塑造了彝族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對于打撈彝族文化記憶意義非凡。再次，小說的語言干凈漂亮，畫面感、可視性強，景物描寫極富詩意，庫史新年等風俗鋪陳頗具特色，瞎眼的木洛老漢摸地等細節(jié)都給人以深刻印象。
（作者系四川大學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