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曾壽與中國近現(xiàn)代圍棋史上的“遺民時刻”
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自號耐寂、復志、焦庵、蒼虬等，湖北蘄水（今浠水）巴河人。著有《蒼虬閣詩集》《蒼虬閣詩續(xù)集》《舊月簃詞》等，編有《舊月簃詞選》等，詩詞成就為世所稱。鮮為人知的是，陳曾壽也是近現(xiàn)代中國圍棋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其存世數(shù)十萬字日記可作見證。
今存陳曾壽日記始于宣統(tǒng)元年（1909），止于1947年，中間頗有缺失，并不足以覆蓋及映射陳曾壽的一生。但在這些斷續(xù)的日記中，圍棋是極為重要的主題。陳曾壽日記直接記載圍棋事166次，其中以“圍棋”標識156次，以“弈”代稱10次。“圍棋”作為日記中較為活躍的詞匯，凸顯了陳曾壽對圍棋的熱愛。當他把這種熱愛和游藝書寫在日記中，圍棋就成為值得探尋的話題。無論是與他下圍棋的人，還是圍棋的勝負關系，他下圍棋所處的境遇，以及他戒斷以后重新下棋的經(jīng)歷，陳曾壽都在日記反復書寫。日記中這些有關圍棋的記載，看起來單調(diào)重復，類似個體的圍棋記錄本，但陳曾壽每一次下圍棋所處的境地并非一致，這些棋事流水賬因而別具意義。盡管陳曾壽曾將圍棋視作消磨時間的可怕玩意兒，但他也十分享受圍棋帶來的歡樂和放松。陳曾壽并非像曾國藩那樣以嚴格的理學教條不斷和下圍棋的欲念作斗爭，但他確有幾年時間戒斷下棋。戰(zhàn)亂及局勢的惡化，對陳曾壽的生活造成嚴酷的影響，一并讓他不斷拋棄生活里的種種愛好，而距離生計最遠的圍棋率先被拋棄，無疑令他感到難過。可以說，陳曾壽的圍棋活動，展示了一位清朝子民從清末至民國年間的游藝生涯，揭示出一批以圍棋為娛樂，以圍棋為遺民身份界定的遺民棋士的生活面相，是中國近現(xiàn)代圍棋史上“遺民時刻”的重要注腳。
陳曾壽
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鳳凰出版社，2023年
一、1909年前后的京師棋會
進士出身的陳曾壽早年在湖北受張之洞、梁鼎芬等人影響，頗有志于新學及經(jīng)世。但他本質(zhì)上是一個對各類藝術有濃厚興趣，且均有天賦的傳統(tǒng)文人。他的藝術家的心靈使他每每不能安于案牘，詩歌之外，陳曾壽填詞、繪畫，下圍棋，不斷探索游藝的邊界，且均有令人矚目的建樹。在陳曾壽的各類游藝興趣中，最為純粹的要數(shù)圍棋，因其他游藝活動最終都能與生計扯上關聯(lián)，而惟有圍棋，陳曾壽終其一生都只當它是消遣的游戲。
沒有圍棋，陳曾壽的業(yè)余生活將大為減色。從現(xiàn)存日記看，至少在1909年，圍棋已成為陳曾壽業(yè)余生活的絕對主角。當陳曾壽1909年任學部主事時，已積極參與棋社活動。1909年，北京天氣極寒，為室內(nèi)活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陳曾壽與一群湖北同鄉(xiāng)作圍棋之游。此時的圍棋活動，常出現(xiàn)在晚上。在白天公事完成之后，陳曾壽及其友人頻繁聚會。倘是中秋賞月之后，更要圍棋數(shù)局，這是1909年9月28日日記所記。
由于陳曾壽煙癮頗大，夜間的圍棋活動，對他的體能往往構成挑戰(zhàn)。1909年10月11日日記即云：“晚過治薌處，與裕齋、子安圍棋數(shù)局，神智甚昏?！比沼浰d傅岳棻（1878-1951，治薌）、徐思允（1876-1950，裕齋、苕雪）、楊熊祥（1883-1951，子安、祗庵）在廣義上均屬湖北人，都是陳曾壽密友，也是近代湖北圍棋運動的重要推動者。陳曾壽曾有意與這種頻密的圍棋生活作切割，很遺憾沒有成功。在清帝國的末世，陳曾壽雖在中央為官，且在清末新政元勛張之洞麾下，但張之洞已是垂暮之年，且不久便去世，于是陳曾壽及其身邊有理想的青年官員在京城也無所事事，其中相當一部分失意者加入各類圍棋社團。如在為徐仁鏡（1880-？）補祝四十歲生日的活動中，陳曾壽約請一幫朋友慶祝，也以圍棋消磨時光。
在陳曾壽日記所載一系列京師圍棋活動中，徐思允的名字頻繁出現(xiàn)，足見其為陳曾壽圍棋交游中的一個關鍵人物。徐思允，字裕齋，號苕雪，世代行醫(yī)，曾入張之洞幕府，1931年后任溥儀“御醫(yī)”，與陳曾壽弟弟陳曾則（1882-1958，寥志、微明）同為太極拳宗師楊澄甫（1883-1936）門下弟子（王振良《徐春羽家世生平初探》）。日記常載徐思允至陳曾壽處下圍棋。此外，他們還廣泛參與大理寺正卿定成（字鎮(zhèn)平）經(jīng)常組織的棋會。如1909年11月7日日記云：“裕齋赴定鎮(zhèn)平大理棋會。” 又如1909年11月21日日記云：“同和居棋會?！鼻寮灸┦?，京師士大夫無所用心，各類棋會活動十分頻繁，而陳曾壽也是其中的積極分子。
以棋力而言，陳曾壽并非徐思允對手，兩人對陣，陳曾壽常以敗局收場。如1910年2月16日日記云，“到署。同裕齋圍棋二局，皆負?！彼c徐思允在工作時間下圍棋，居家后圍棋，與朋友聚會主要活動也仍是圍棋。如1910年2月21日日記云：“治薌約萬福居早飯，歸與裕齋圍棋二局?！眹逡殉申愒鴫劬熑粘Ｉ罱^對的中心。自然，這一時期陳曾壽也積極編纂《國民必讀》等學部指定教材，但那只是規(guī)定性的工作。在閑暇時分，這位青年京官沉湎于圍棋。
徐思允與陳曾壽此期圍棋興趣相投，尋著機會，便要找陳曾壽下圍棋。許多時候，徐思允來閑談，目的也在下圍棋。如1911年2月20日日記云，“裕齋來談，圍棋二局?！?911年3月12日日記云，“星期，未出門。裕齋來談詩，圍棋二局?！倍谛焖荚什粊淼娜兆永?，陳曾壽很少提及圍棋。由此可見，徐思允對圍棋興趣之濃厚，而陳曾壽的圍棋活動，或有相當部分為徐思允所推動。徐思允與陳曾壽等人均屬湖北文人群體，這一群體在京師的圍棋活動，也構成晚清鄂人圍棋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浠水陳氏家族的圍棋活動
在公共性的圍棋活動之外，陳曾壽家中也經(jīng)常組織私人的圍棋活動。這種家庭圍棋聚會是作為消遣閑暇時間的面目而出現(xiàn)，如1909年11月28日，陳曾壽在家圍棋，因這天是禮拜天。家庭圍棋活動的存在，需要大家族及較多文雅人士方能支撐，而陳曾壽兄弟數(shù)人年齡相差較小，且均工文藝，關系親密，故陳曾壽日記常常記載兄弟之間在家弈棋。如1910年2月12日日記云，“與農(nóng)先圍棋三局”。這是與其六弟陳曾疇（字農(nóng)先，1890-1956）下圍棋。1910年5月10日，“傍晚歸，與強志圍棋一局。”這又是與其三弟陳曾矩（1884-1943，強志）下圍棋。陳氏兄弟均好圍棋，而他們又多將其記載于日記中。由此，這些與圍棋有關的記載，成為管窺近現(xiàn)代中國大家族圍棋活動的絕佳微觀材料。
圍棋在陳曾壽家族中，成為公共的溝通之物，有時還被用作兄弟之間賭賽的衡器。1911年2月5日，立春，陳曾壽一家人在漢口聚餐，其樂融融?！案赣H命開廿年陳酒一罈，家中聚飲，祖母飲兩小杯，父親飲約一斤，母親飲約半斤，寥志、強志、農(nóng)先各六七碗，二弟婦、三弟婦亦盡一壺。予飲約三碗，已有醺然之意。嬸母未飲，遂留一壺以俟明日。此樂永不能忘也。酒罷，強志與農(nóng)先皆不認醉，遂以圍棋驗被酒之淺深，強志連負二局?！痹谶@場類似《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與韋四太爺會飲的歡聚宴席上，陳曾壽一家人大多喝得醉醺醺。醉后的陳曾壽等人已自認醉了，而陳曾矩、陳曾疇則拒不承認自己醉了。于是，高強度的智力游戲——圍棋就成為他們打賭是否醉了的憑據(jù)，結(jié)果陳曾矩連輸兩局?？梢?，圍棋作為陳氏家族內(nèi)部公認的游藝活動，有時還能發(fā)揮游戲與賭賽的作用。
辛亥鼎革以后，陳曾壽舉家遷徙上海，今存1913年間陳氏日記，多載兄弟間下圍棋事，而陳曾壽對圍棋的興趣大大增加，日記中更增添對圍棋勝負關系及勝負手的仔細記錄。如1月14日日記云：“與農(nóng)先圍棋一局，勝十八子?！?月15日日記云：“林貽書來，與農(nóng)先圍棋一局。余與絜先圍棋二局，一勝廿一子，一勝子半?！?月16日日記云：“與絜先圍棋一局，負七子?！边@一年開始，陳曾壽日記載圍棋事，不僅在意勝負關系，更在意輸贏的具體子目。陳曾壽圍棋興趣的增加，緣于辛亥革命之后，他結(jié)束了在北京的宦海生活，移居上海，以遺民身份自持，對時局深感失望，遂自隱于游藝活動。而一貫的圍棋活動，遂成為陳曾壽首選的活動。這一時期，陳氏家族內(nèi)部圍棋活動不斷。遺憾的是，陳曾壽此期日記殘缺不全，好在，現(xiàn)存其弟陳曾矩1913年正月至1914年六月間稿本日記，筆者整理后，將其中下圍棋有關材料輯錄如下，可見陳氏家族內(nèi)部的圍棋活動興趣之濃：
稿本《陳曾矩日記》之1913年正月二十六日，載陳曾矩與其兄陳曾壽對弈事
1913年正月十七日。與農(nóng)先對弈一局，予負半子。
正月二十六日。同大兄對弈一局，勝四子半。
二月初四日。同楊祗庵對弈一局，勝十七子半?！?/span>
二月十一日。與大兄對弈一局，負四子半。
二月十二日。改譯本千一百字。同農(nóng)先、元孫、祗庵往文明雅集看棋。祗庵請至聚昌館吃飯。
二月十三日。往周家，歸途同大兄至文明雅集看棋。同徐筱雪對弈一局，負四子半。大兄同筱云對弈，亦負一子半。
二月十四日。同（大、二）兄、農(nóng)（旁：詢）先、祗庵至文明雅集，余同羅瑞春對弈一局，勝十三子。大兄同徐筱云對弈，勝十六子。農(nóng)先同瑞春對弈，負二十九子。
二月十五日。同農(nóng)先、詢先往文明雅集看棋。
十二月初八日。祗庵來，對弈一局。
1914年閏五月十九日。同大兄圍棋一局。（稿本《陳曾矩日記》）
由此可見，在上海期間，陳氏家族內(nèi)部下圍棋活動之頻密。陳曾矩以理學家自持，著有《倫書》等，青年時期也不能忘情于圍棋，其日記正可從側(cè)面補充此期陳曾壽棋事之闕。
1923年，陳曾壽挈家遷徙杭州，寓居西湖邊上，圍棋活動日趨減少，存世日記所見圍棋事僅三例。為1923年1月9日日記云，“松山約早飯。與泰生圍棋一局。君亮約晚飯，與泰生圍棋一局?！?924年1月10日日記云，“與泰生圍棋一局。”可見其日常之繁忙。此后有相當一段時間，陳曾壽日記佚失。讀者再次通過陳曾壽日記中看到他下圍棋，須待到1932年了。殘存在《局中局外人記》的陳曾壽1932年3月7日日記，記載陳曾壽追隨溥儀趕完關外事，時在長春。這天日記云：“八鐘起，同公雨、君羽、工藤食日本炮牛肉，甚佳。與工藤、君適圍棋?！眹鍎儇撊绾?，陳曾壽未記，恰其女婿周君適（1903-1989）日記有記載。周君適同一天日記云：“早餐食日本炒牛肉，甚美。與赤板棋一局，與岳父棋一局，皆勝?！笨梢姟皞螡M洲國”草創(chuàng)時期，中日雙方頗以圍棋為接觸媒介，營造家庭般的交流氛圍。
陳曾壽家族的圍棋活動，隨著時代變遷而賦予不同的傳承意義。當他1947年遷居上海，依靠弟弟陳微明居住于永嘉路上后，時常往來的蔡子玉、陳病樹等人，與之見面后往往相對沉默，只是對弈。這一時期，圍棋成為他們面對時局無言的游戲。而陳曾壽女婿周君適則將陳家的圍棋傳統(tǒng)帶到成都，周君適在建國后的成都圍棋圈享有“慢棋周”的雅好，其子周孝棠（在陳曾壽日記中作“小棠”）在1964年全國圍棋錦標賽上戰(zhàn)勝日后被稱為湖北圍棋名宿的邵福棠（1926-2014），培養(yǎng)了號稱全國第一個女子圍棋冠軍孔祥明。
三、長春棋事：吳清源及其他
1932年，末代皇帝為日本人所蠱惑及裹挾，由天津至長春，建立“偽滿洲國”，舊日的清遺民群體隨之分化。陳曾壽等人雖不滿于日本人的控制，卻因忠于舊主之念，而扈從溥儀至關外。在長春之后，軍政大權事實上操之于日本人之手，陳曾壽等人不過作為侍從之臣，陪侍溥儀左右。故而，陳曾壽雖名為內(nèi)廷局局長等，實際上任事頗簡，這為他的圍棋活動預留了充足的時間。
當陳曾壽與徐思允相繼追隨溥儀抵達長春以后，舊日情意外加新的同僚關系，使兩人走得更近，日記所載兩人圍棋活動至此頻繁出現(xiàn)。如1932年6月21日日記云，“三鐘回寓。唐士行來，與裕齋圍棋一局，勝半子。與農(nóng)先圍棋一局，輸廿子，談至一鐘半睡。”徐思允盡管好圍棋，但棋力似已不敵陳曾壽。而與弟弟陳曾疇對戰(zhàn)，陳曾壽則輸了20子?？梢姡瑖逶陉愒鴫鄱圆⒉灰詣儇摓榇胍?，往往只用以休閑放松，故勝負差異較大。
長春時期，陳曾壽公務較為閑暇，而心情頗為郁悶，于是日常下圍棋的次數(shù)與日俱增。如1932年6月24日日記云，“與裕齋圍棋，勝二局。”6月27日日記載，“與識先圍棋一局，勝。”陳曾壽不僅與徐思允繼續(xù)下圍棋，也與其兄弟陳曾杰（1895-1950后，字識先）等下圍棋。這一時期，陳曾壽的圍棋活動主要發(fā)生在家中。如1932年7月6日日記云，“與苕雪、農(nóng)先、識先各圍棋一局，皆勝。苕雪之如夫人來，遂移居他所。夜譚之樂少一人矣！”可見，陳家是長春圍棋活動的重要據(jù)點，家中即有數(shù)名圍棋愛好者，徐思允住在他家，而弟弟陳曾疇、陳曾杰等均能下圍棋。此外“仲業(yè)”等人也加入其中，如1932年8月17日日記云，“苕雪與仲業(yè)圍棋一局?！敝劣谒麄儗牡膭儇撽P系，往往陳曾壽勝得多，有時徐思允也能勝幾局。這一系列發(fā)生在陳曾壽家中的圍棋活動，雖未立棋會之名，實有棋會之實。
隨著1934年吳清源（1914-2014）的來訪，圍繞在溥儀身邊各類人馬，對圍棋的興趣更是極具提升，長春城內(nèi)一時圍棋氛圍十分濃厚。吳清源曾在回憶錄中提及這次長春之行，一共下了三天圍棋。他曾與日本棋手木谷實（1909-1975）在溥儀面前下圍棋，最終吳清源獲勝。吳清源也曾讓五子，與徐思允圍棋。溥儀喜歡看他“吃子”，但吳清源并未吃掉許多（《吳清源回憶錄》）。吳清源這段回憶，在陳曾壽日記中有明確印證，且可匡吳清源回憶之疏失。陳曾壽1934年7月12日日記云：“蘇堪約陪吳清源、木谷在交通銀行晚飲，予與木谷圍棋一局，受五子，負八子半。裕齋與清源對局，亦受五子?！标愒鴫叟c日本人木谷下棋，受五子，最終負八子半，而徐思允與吳清源下棋，也受五子。由此可見，陳曾壽等人起初頗為托大，竟敢讓五子對戰(zhàn)，而最終不敵，則表明這些老輩圍棋選手與中日圍棋新勢力存在較大差距?；蛘捎谶@樣的緣故，在吳清源來長春的日子里，陳曾壽至少陪伴了四天。上述一天之外，另有三天日記記載這段圍棋往事。茲抄錄如下：
7月14日。滿人約一團體歡迎木谷、吳清源二人，借交通銀行客廳，到者三十馀人，設席三桌。中島與清源對局，受二子，中島負三子。萬某與木谷一局，又與清源一局，自鄶以下無足觀矣。傍晚又大雨，水患已成，可慮之至。晨間，清源、木谷恭謁皇上，即命兩人對弈，未終局而罷，約明日再繼續(xù)也。
7月15日。清源、木谷于御前繼續(xù)昨日一局，清源勝六子。兩日皆命曾壽旁觀。
7月16日。上命徐思允及曾壽與清源、木谷對弈，壽負七子，思允負九子半。
歡迎吳清源和木谷實的宴會于7月14日在交通銀行客廳舉行，吳清源與中島、萬某對弈。此外尚有多場圍棋活動，不過水平不足觀。而這天早晨，吳清源和木谷實在溥儀面前對弈，棋未終局，次日繼續(xù)，吳清源勝。陳曾壽全程旁觀，皆因溥儀之命。等到7月16日，徐思允和陳曾壽分別對陣吳清源和木谷實，兩人均告負。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偽滿洲國”的圍棋之風與溥儀對圍棋運動的熱愛極有關系。圍棋作為中日文人和民間喜愛的運動，成為溝通調(diào)和“偽滿洲國”與日本關系的潤滑劑。吳清源與木谷的聯(lián)袂來訪，或有這層政治動因。
應該說，吳清源及一些日本棋手的到來，攪活了“偽滿洲國”一干文人的圍棋熱情。此后一段時期，陳曾壽頻繁與朋友對弈，如1932年8月5日日記云，“星期，不到處。子玉、治薌、仲業(yè)、希顏來圍棋。”盡管未立名目，他們的活動可能具有棋會的性質(zhì)。1932年8月12日日記云，“星期。不到處。約中島與仲業(yè)圍棋。中島持白子，仲業(yè)負一目，前半已勝矣，收官子時偶誤一字，損失甚大，殊為可惜?！薄皞螡M洲國”特殊的性質(zhì)，無形中促進中日文人交流，在筆談之外，圍棋成為這些共事官僚之間經(jīng)常性的閑暇娛樂活動。盡管大多數(shù)圍棋活動安排在星期天，但在宮廷侍衛(wèi)處輪值期間，陳曾壽友人仍有來下圍棋者。如8月18日，“到處?！佑瘛⑾ｎ亖韲??！边@一時期，陳曾壽及其周邊的圍棋群體下棋比較瘋狂，如陳氏12月8日日記云，“治薌、子玉、希顏圍棋，天曉乃散?！笨梢娨咽峭ㄏ聡辶?。這一時期陳曾壽周圍的圍棋群體包括蔡子玉（1882-1961后）、希顏、傅岳棻（治薌）、小松、仲業(yè)等。這些人在“偽滿洲國”及淪陷區(qū)，均被推為圍棋名手，如1944年7月間《新民報》發(fā)表《主辦稷園圍棋大會》一文提及：“本報為提倡中日特有文化，發(fā)揭東方奕術，以為文人高尚娛樂起見，特在稷園一味廬舉辦“稷園圍棋大會”，由奕界名家傅治薌、夏蔚如、張執(zhí)中、金東年、丁國九、蔡子玉、吳秀川、文實權、王無厓、王二飛諸氏襄贊，其圍棋國手崔云趾、金亞賢、雷葆中、邵繼廉，名手伊耀卿、陳繩武、關俊臣、袁兆驥諸氏亦均參加準備?！庇纱丝梢?，陳曾壽所相與的棋友并非浪得虛名。
由于溥儀對圍棋的熱愛，由于圍棋在溝通緩和“偽滿洲國”群從官僚與日本官員之間的作用，這一時期長春的圍棋活動甚盛，而陳曾壽日記成為這段現(xiàn)代棋壇畸形歷史的見證。
四、兩次圍棋戒斷：1935-1937/1944-1946
“偽滿洲國”受制于日本人，而內(nèi)部群臣爭斗不已，在小朝廷不受待見的陳曾壽百無聊賴，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以詩文自娛，甚至連圍棋也棄絕。自1935年開始，陳曾壽有兩年時間不下棋。其1937年7月1日日記云，“與苕雪圍棋一局。有兩年未下棋矣?！贝饲皵?shù)日，陳曾壽被罷免內(nèi)廷局局長，而改任宮內(nèi)府顧問官，同仁紛紛前來安慰，而陳曾壽雖在日記聲稱不以為意，但從這天開始，他陸續(xù)恢復了下棋活動。當然，此前兩年，陳曾壽雖不下圍棋，觀棋卻偶爾為之。如1937年5月24日日記云，“劉鯉門約觀棋，日人井上五段與吳逖生對局，授二子?！弊运謴拖缕彘_始，這一年七八月間，與陳曾壽下圍棋者均為徐思允，共計六次。
至1938年，與陳曾壽下圍棋者除徐思允外，還包括其弟陳曾疇、女婿周君適等，均是與陳曾壽關系極密者。此期日記多載勝負手，但每次下圍棋多只一局，兩局以上的很少。偶有例外，如1938年9月28日日記云，“仲業(yè)、苕雪來。與農(nóng)先、君適圍棋竟日，余亦與仲業(yè)一局（負九子），苕雪一局（勝七子），雖較抹牌略勝，亦可謂孤負時光者矣?！币蜻@一天是中秋佳節(jié)，陳曾壽幾人下圍棋度日，而他雖覺較打牌為好，但終是辜負光陰。由于此前很長一段時間沒下圍棋，陳曾壽的棋力愈發(fā)不穩(wěn)定，如1938年10月9日日記云，“與強志圍棋一局（負十六子）?！?938年10月13日日記載，“與強志圍棋二局（勝二十子，負一子半）?！鼻艾F(xiàn)代圍棋往往表現(xiàn)為大規(guī)模對殺，吃子較多，勝負面較大，而陳曾壽盡管曾與日本棋手對弈，但仍沿襲中國傳統(tǒng)圍棋座子布局，未能嘗試創(chuàng)新。
自1937年恢復圍棋活動以后，陳曾壽下圍棋頻次反彈式增加。至1938年，這些頻繁的圍棋活動甚至催生了賭賽活動。此期，陳曾壽等人以圍棋為媒介，開展會餐活動。1938年11月13日日記云，“苕雪來。強志、農(nóng)先、君適約圍棋，每一局負者輸五角，集成數(shù)元則小飲食，今晚即履行此約也。秩安、治薌、奎一來看竹。”由于他們以五角錢為一局的賭注，作為集資飲食的本錢，故陳曾壽此后對圍棋的勝負關系記載得更為詳細。此后數(shù)月時間，陳曾壽幾于每日晚間均下圍棋。不過，陳曾壽對圍棋的熱情始終不如徐思允。如1939年10月21日重陽節(jié)這天，陳曾壽“約仲業(yè)、地山姻丈、愔仲說餅。苕雪以有棋會不到。”這表明在與陳曾壽的圍棋之外，徐思允另有其他棋會活動，而陳曾壽在重陽節(jié)這天倒更愿意閑聊過節(jié)。
1939年底，陳曾壽回到北京，圍棋活動與從前相比，局面又是一變。他仍與徐思允、陳曾矩等人圍棋，如1940年3月22日日記云，“苕雪來，圍棋一局，勝一子半。與強志一局，負一子半?！贝饲爸档藐P注的是，他對中日圍棋的關注更甚，如1940年4月30日，陳曾壽因友人閑談，注意到中日圍棋勢力的消長，日記云：“勉甫、季馥來夜談。吳心源與關山利一局，著著出人意表，日本之棋實較中國以前國手為進步，今皆敗于心源之手，可謂天才矣。”他對于吳清源的棋藝，有十足的欣賞，也為作為中國人的吳清源而自豪。
此后直至1944年，陳曾壽仍時常下圍棋，但在1944年至1946年的兩年間，陳曾壽又戒棋了。1946年5月12日日記云：“與子玉圍棋一局。兩年未著棋，幾于全忘矣。”此次陳曾壽戒斷圍棋的原因不得而知，可略微推測的是，在這兩年間，陳曾壽因大家族聚居北京，維持生計十分吃力。他大量的時間均花費在作畫寫字，以便鬻賣而維持家庭開銷。由此，圍棋這種享受和消遣的游藝活動，自然要被陳曾壽無奈地拋棄。
五、作為記憶場所的棋會活動
自1913年寓居上海起，陳曾壽與圍棋名家林開謩（字貽書，1863-1937）建立密切關系。前述1913年1月15日日記記載林開謩曾到他家與陳曾疇圍棋，陳曾壽全程旁觀。時局和居住環(huán)境的變化，也使陳曾壽有更多時間參與各類棋會活動。1913年1月25日日記云：“胡蘄老約觀弈并晚飯，有林貽書及其弟四子□□，年甫十五，又有顧姓者年二十，與之對弈，顧勝，均后起之秀。尚有尹耀卿、姜鳴皋、王□□三人，皆上海棋會中之翹楚。吳樂山、喜孫、趙玉甫均作古人，回憶京華棋會之勝，不禁凄然。今日之老輩僅貽書一人。貽書為保全舊日名譽，不輕與人對局矣?！标愒鴫鬯d民國初年上海棋會盛況，包括胡聘之（字蘄生，1840-1913）、林開謩、林開謩第四子林是夔（1898-1935），尹耀卿生平不詳，而姜汝謨（字鳴皋）為長沙余金詔弟子，與林開謩等為師兄弟（陳伉編《圍棋文化史料大全》,書海出版社，2015年，第214頁）。據(jù)陳曾壽日記所載，這些人均是彼時上海棋會活動的翹楚人物。
在此，圍棋及其相關活動，構成陳曾壽的“記憶場所”。在這一記憶場所中，陳曾壽與棋友一道切磋棋藝，閑談，交流。這種游藝活動所構建的友誼關系及其行為模式，成為陳曾壽人生情感與記憶的重要聯(lián)結(jié)，進而組成這些文人群體相對穩(wěn)固的關系，形成一種看似模糊然而內(nèi)核明確的身份認同。誠如皮埃爾·諾拉在《在記憶與歷史之間：記憶場所》所言：“一切記憶的場所都分屬于兩個領域，這是它們妙趣橫生之處，但也是它們復雜難解之處：它們既單純素樸，又繁雜曖昧；既自然天成，又巧于人工；既直接訴諸最感性的經(jīng)驗，而與此同時，又屬于最抽象的制作?！保▌⒉?、胡博喬選編《法國文化記憶場》,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15頁）。有關陳曾壽在上海參加棋會，進而回憶起北京的棋會及友誼，顯示經(jīng)常性舉辦的棋會活動，對文人之間加強棋類交游及鞏固人際關系，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這種因圍棋而觸發(fā)的對往昔和友誼的緬懷，不止發(fā)生在陳曾壽身上。多年以后，陳曾壽親密的朋友許寶蘅（1875-1961）在許多次圍棋活動中，仍然會想起陳曾壽召集的棋會活動。許寶蘅《巢云簃日記》1913年四月初六日云：“約黃謹堂、王佑臣、林胥生、林笠士、錢小修與瑩甫、苕雪、履平、覺生、孟廉作棋會。佑臣年廿二歲，甚敏銳，將來可望成名。昔年仁先在京時，亦常作棋會，其時有定鎮(zhèn)平、姜鳴皋、張耀山、趙玉甫、汪云峰、沈喜孫諸人，繼有潘朗東、段君良，現(xiàn)張、趙、喜孫均已物故，都下以弈名者，推汪云峰第一。君良為芝泉上將之子，受業(yè)于云峰，可以方駕。”（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中華書局，2010年，第2冊，440頁）短短數(shù)百字，幾乎寫出來半部中國近代圍棋史中的重要歷史人物，而其中，陳曾壽無疑是昔年京師棋會的核心組織者。盡管許寶蘅回憶的起點在于棋壇人物棋力的高低，從王佑臣預期成名出發(fā)的思考，引出對京師圍棋盛況及當今第一人的思考，最終認為受業(yè)于汪云峰的段祺瑞（1865-1936）之子段宏業(yè)（段君良），將來會是王佑臣勁敵的思考。但這種回憶最終牽連起的是整個棋壇的盛況，是對棋壇前輩風流云散的嘆息和哀惋。
追溯京師棋壇昔年盛況，可對陳曾壽、許寶蘅等人后來的回憶緣由有更多同情的理解。由于1912年之前陳曾壽日記存世極少，相關記載于日記中已難以覓得，在此不能不借助許寶蘅日記的認識。許寶蘅1908年四月初二日日記云：“晨間小雨，午后，耐寂約游祟效寺，丁香、海棠已謝，牡丹含苞未放，殿宇益頹敗。來京三年，當春必游，而境地歲異，游侶聚散不同，不勝感慨，觀趙玉甫、張躍山、王云峰、沈喜孫對奕。此四君皆當今之妙手也。丙午間同游者，左笏卿丈官廣東，王爵三載奉天，伯兄今在陜西。丁未同游者，沈子封丈今赴廣東，徐瑩甫在杭州，姜鳴皋今客湖北，余人有至有不至者，惟予與耐寂則三度同游也?！痹S寶蘅1906年至北京，每年春天都要游玩崇效寺，1906年同游者，風流云散有數(shù)人，1907年同游者，又有幾人星散。至1908年這天出游，除看丁香、海棠等花之外，許寶蘅還一并看四大國手的對弈。這其中，趙玉甫、張躍山、王云峰、沈喜孫四人之外，姜汝謨也以圍棋名。由此可見，這個交游群體，除因同是湖北人的地域因素之外，還因圍棋而結(jié)緣。春游、賞花、圍棋、鄂人地域社交等，構成許寶蘅和陳曾壽京師圍棋交游的復雜因素。而在這樣的交游過程中，圍棋成為人際溝通的紐帶，游玩的休閑物，也共同構成懷人憶往的記憶之物。與圍棋有關的人事逐步成為他們生命中重要的念想，其間每一個人物的聚散離合都成為日記必要的組成部分。
復觀許寶蘅1908年十月十三日日記云：“夜過仁先談，知沈喜孫故，喜孫自幼至長，未嘗血食，見人拱揖，輒作合掌式，工奕，十歲時病弱，乃翁授以弈，三日而勝翁，前年來京師，與定鎮(zhèn)平、張耀山、汪云峰、姜鳴皋諸君對奕，落子飄忽而精銳，無不畏之。今年夏，與耀山連戰(zhàn)二十七局，忽嘔血，竟以不起，惜哉。為人極沉冥，病二月余，無所苦，臨終強起，趺坐而逝，亦奇已，年僅二十五歲，乃翁為雨人侍郎。”由于陳曾壽組織的圍棋聚會，許寶蘅得以與圍棋名家沈喜孫認識。在日益加深的友誼中，許寶蘅對沈喜孫的學棋經(jīng)歷及其1906年以來京師的對弈輝煌戰(zhàn)績有所了解。最終，這篇日記成為沈喜孫的一篇小傳記。而這一切，又都始于陳曾壽。圍棋不僅成為陳曾壽的記憶場所，也成為許寶蘅的記憶場所，它們共同構成清遺民文化記憶中不可分割的圍棋記憶。
六、中國近現(xiàn)代圍棋的“遺民時刻”
辛亥革命之前，陳曾壽等人在京師的圍棋活動，與歷史上一般文人的圍棋活動并無多少差別，不過是文人日常的游藝，是他們詩酒生活的點綴。然而，辛亥革命之后，陳曾壽等人的圍棋活動，被賦予了遺民文化的意義。有關1913年寓居上海的生活，陳曾壽日記雖殘存無多，但其中閃爍的海上圍棋生活，為這些活動增添了文化記憶的況味。據(jù)陳曾壽日記可見，這些圍棋活動的參與者多是故清遺老，馮煦（1842-1927）、胡聘之（1840-1913）等遺老是其中的活躍分子。陳曾壽1913年2月16日日記云，“貽書約在小同春早飯，觀棋，有馮夢老、胡蘄老?！?913年3月17日日記云，“恪士約往文明雅集，觀棋?！痹谏虾迦χ?，林開謩、馮煦、胡聘之、俞明震（1860-1918，恪士）等都是積極的參與者，而聚會的地點在小同春、文明雅集等茶樓酒肆。這些寓居海上租界、青島、天津等地的遺民，構成辛亥革命以后各地不斷復辟的主力。盡管并非所有清遺民都參與帝制復辟活動，但遺民群體的政治堅守與文化自持，使他們所有的活動都成為近現(xiàn)代歷史大變局中令人矚目的風景。
清遺民的核心在于政治上對皇權的認同，對新王朝的不認可，而在文化上，則有多元表現(xiàn)，詩詞歌賦等均呈現(xiàn)與新時代不一致。由此，他們是舊文化的守夜人，也是新文化最頑固的抵抗者。于是，“文化遺民”成為近年清遺民研究中相對活躍的課題。不過，這一概念備受質(zhì)疑，如潘靜如認為“文化遺民這一說法盡管為研究者打開了思路，提供了方便，但同樣引起了混亂”（《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與命運：清遺民文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文化遺民”概念盡管松散，但它大致指向的遺民的文化活動，仍值得高度關注。筆者認為，在思想、文學等區(qū)域之外，琴棋書畫等構成的傳統(tǒng)游藝，在清遺民身上，無疑構成特殊的“遺民文化”。
在各類遺民文化活動中，圍棋成為清遺民日常生活中較小然而極其重要的一個分支。以陳曾壽為例，圍棋承載了他在鼎革之后的苦悶心情，是他在“偽滿洲國”不如意而窮愁的發(fā)泄場。圍棋也是陳曾壽等遺民日常宴飲、家庭聚會等活動不可缺少的休閑物事。在北京、上海、長春等不同城市局勢各異的環(huán)境中，圍棋如同變色龍一樣，不斷更換它的色彩，呈現(xiàn)不同的情感和精神意蘊。它時而是歡樂的，時而是痛苦的，時而是虛偽的文化外交的棋子，時而是親密友誼的記憶之所。可以說，圍棋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以規(guī)則一致的游戲方式嵌入清遺民的日常生活，使我們得以管窺1909年至1946年間漫長歲月中，陳曾壽在某些時刻的特殊情感和復雜經(jīng)歷。
回到陳曾壽身上，盡管圍棋不曾為他的生計做過貢獻，但依然為他供給了必要的情緒價值，提供了足夠的休閑價值。甚至，日常的圍棋活動也逐步滲透到陳曾壽的詩文中。翻閱《蒼虬閣詩集》，可知陳曾壽詩中多有以圍棋比喻時局乃至修道進境者。如詩中有云：“對弈有時逢苦劫，齋心無語學初禪。”棋局中被吃的一方，通過打劫，苦苦求活，這是陳曾壽經(jīng)常的處境。此時，他所求的是以清靜無欲之心，求得禪定。又如，《戊寅五月十三日愔仲約酒集》詩中云：“覆棋一局恨陳陳，又見神州涕淚新。”這是將殘敗的棋局比作覆亡的大清，流露惋惜憾恨之感。此類詩句延續(xù)了晚清常以棋局比擬時局的傳統(tǒng)，在此之前，陳寶琛“輸卻玉斛三萬頃，天公不語對枯棋”久負盛名。而陳曾壽在上述詩之外，也有多首詩均表達此意，如《苕雪以詩贈行即次其韻》詩中云：“根搖頻見三豪祟，柯爛難收一局棋?！?《愔仲枉和九日詩疊均酬之》云：“觀棋縮手爛焚柯，六十重陽一夢過?！狈泊朔N種，都可見陳曾壽對晚清以來國事衰敗而自己無所作為的嘆息。此種嘆息直白說出太沉痛，以棋局形容倒恰到好處。陳曾壽等詩人、棋士，面對以人為游戲的清末時局，通過以棋子為游戲的棋局比擬，逐步將時局客體化，得以超脫局外，從而短暫地緩解作為局中人的痛苦?？梢哉f，圍棋不僅拯救了陳曾壽的日常生活，也一并為他的詩歌涂抹了悲情色彩。
圍棋作為傳統(tǒng)文人游藝的尋常物事，發(fā)展到近代，因遺民群體的出現(xiàn)，而呈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代圍棋史上的“遺民時刻”。在“遺民時刻”里，圍棋是遺民群體必要的聯(lián)結(jié)方式，是遺民家庭內(nèi)部值得珍視的休閑方式，更是他們在復雜然而不斷失敗的政治局勢下的慰療靈藥。一言以蔽之，圍棋是清遺民可貴的精神家園。從圍棋活動出發(fā)認識陳曾壽，認識清遺民，也為我們思考清遺民帶來一些新的認識。清遺民不僅是一個政治上遺存的群體，更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化群體。清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等等，構成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圍棋、詩鐘等活動作為清遺民的外在生活方式之一，是他們在近現(xiàn)代歷史大變局中生存的寄托物，是他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也是清遺民研究中不當被忽視的重要文化遺產(chǎ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