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一日》：危機年代的中國敘事
原標題：危機年代的中國敘事——以《中國的一日》為中心的討論
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的1936年，受到高爾基“世界的一日”的啟發(fā)，鄒韜奮、茅盾等人發(fā)起了“中國的一日”全國征文活動，征文內容以1936年5月21日為限，涵蓋這一日的“天文，氣象，政治，外交，社會事件，里巷瑣聞，娛樂節(jié)目，人物動態(tài)”，甚至包括各地“風俗，習慣，迷信，等等怪異事件”。主編茅盾和他的助理孔另境經過兩次嚴格的選取，從來自全國各地的3000余篇稿件中選定490篇，共80萬字，最終在1936年9月以《中國的一日》為書名出版。這部書以報告文學、小說、日記、信札、速寫和通訊等多種文體形式，較為全面地展示了來自各省市各職業(yè)人士，特別是學生、教員、工人、商人、農民、公務員等在這一天的生活經歷，最終揭示出1930年代中國“丑惡與圣潔，光明與黑暗交織著的‘橫斷面’”?！吨袊囊蝗铡酚刹淘嘧餍?，茅盾則寫了《關于編輯的經過》作為前言。書的封面由中國地圖和標志性的建筑、飛機、軍艦等元素構成，象征著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實力的全方面展示。書中收錄的稿件也按照地域進行分類，第1編為“全國鳥瞰”，第2編至第14編則依次展示了來自南京、上海、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等全國各地的“一日”情形，并設置了“海·陸·空”“僑蹤”“一日間的報紙”“一日間的娛樂”“插圖”等編目，最終指向了具有立體感的中國敘事。
“敘事”行為本身既意味著以何種方式和角度描述當下的現(xiàn)實，也包含如何揭示歷史動向、引導社會發(fā)展方向，以及怎樣建構新的主體形象和文化認同。在敘事主體上，《中國的一日》的作者以作為“非文字生活者”的普通大眾為主，展示出“質樸得可愛”的文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新文學的濫調”，因此在另一種文本視野中展現(xiàn)出有關1930年代的中國形象。事實上，面對國內外復雜的形勢，如何闡釋中國的現(xiàn)狀和出路，以及讓中國以何種形象出現(xiàn)于國際視野中，正是1930年代各方政治與文化力量關注的焦點。在這個意義上，1930年代陸續(xù)出現(xiàn)的賽珍珠的《大地》、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的一系列中國“畫史”、《東方雜志》發(fā)起的“新年的夢想”征文活動、周立波翻譯的《秘密的中國》、蔣介石中央政府發(fā)起的“新生活運動”以及國民黨文人創(chuàng)辦的《新中國》刊物等，生成了諸多思路相異的中國敘事，不僅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國族建構，而且使社會認同發(fā)生了激烈的分化。
在上述背景下，由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展開的中國敘事，與1930年代的西方中心主義敘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二元敘事、本質化的民族主義敘事和烏托邦國家想象敘事等模式具有較大差別，最終生成的是左翼視野下以現(xiàn)實認同為基礎的敘事形態(tài)。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中國的一日》，但通常將之放置于報告文學、新歷史主義“日常生活”敘事、西方式的民族國家建構等框架中加以討論，雖然不同程度地觸及與《中國的一日》相關的問題脈絡，但未能真正揭示出其中復雜的歷史內涵和文化經驗。從1930年代的具體社會語境來看，《中國的一日》有著自覺回應“一九三六年危機”的意圖。一方面，茅盾等人強調5月21日是“極平常的一天”；另一方面，也有來稿者辨識出這一日是“馬日事變”發(fā)生的時間，是重要的“革命的一日”。這意味著，在這次征文活動中，日常生活的時間正在被改造為左翼革命的時間，而只有當“極平常的一日”被同步進革命的時間進程后，“中國的一日”才能真正被敘述和建構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茅盾等人“學步”蘇聯(lián)《世界的一日》而采用的“一日史”，不是所謂“整體史”中的一個部分，而是具有改造日常時間、生成社會總體性的功能，最終呈現(xiàn)的并非新歷史主義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而是充滿“當下”的革命時刻，指向一種具備豐富感性經驗和特定社會認同的政治訴求。
一、“危機”語境與中國敘事
在《中國的一日》中，“崩潰”“破產”“凋零”“失業(yè)”“苦悶”“出路”等是頻繁出現(xiàn)的關鍵詞，有來稿者便以“中國國難時代”來概括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因此，雖然《中國的一日》的誕生具有世界性的問題語境，但其中展開的中國敘事并非像《世界的一日》那樣來自未來的、外部的視角，而是根植于中國內部的生存現(xiàn)狀和革命欲望。事實上，“中國的一日”征文活動的發(fā)起有較強的歷史針對性，但既有研究往往籠統(tǒng)地以“內憂外患”來描述1930年代中國的處境，未能進一步辨析具體的“危機”語境與中國敘事的內在關聯(lián)。茅盾在以“文學社、《中國的一日》編委會”的名義起草的征稿啟事中，明確提出了這個活動的發(fā)起目的：
我們希望此書將成為現(xiàn)代中國的一個橫斷面。從這里將看到有我們所喜的，也有我們所悲的，有我們所愛的，也有我們所憎的。我們希望在此所謂“一九三六年危機”的現(xiàn)代，能看一看全中國的一日之間的形形色色，——一個總面目。
征文活動的目標非常明確，即生成有關中國的“總面目”。由于“當時生活書店出版各種雜志和叢書都采取包干制”，《中國的一日》的實際負責人就是茅盾，這部書也因此帶著較鮮明的左翼立場。茅盾在1930年代初構思長篇小說《子夜》時，就有了“大規(guī)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xiàn)象的企圖”。1939年在新疆日報社的一次講演中，茅盾更將這一“企圖”具體表述為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道路”的呈現(xiàn)。相較于胡風、周揚等人，茅盾此時的左翼立場更多地關聯(lián)著對社會整體性的追求。不過，容易被研究者忽視的是，征稿啟事中特別提到的“一九三六年危機”，是茅盾等人發(fā)起“中國的一日”征文活動的具體時代背景。在《中國的一日》中，就有作者將自己私人的“生活剪影”與“一九三六年危機”關聯(lián)起來，生成了一種左翼立場的理解中國的方式：“今年是一九三六年的非常時期，國難愈深，民間的疾苦更甚，外受X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資源喪失了不少，內受封建思想和地主土豪劣紳資本家的壓迫，大眾始終是不能抬得起頭來！”
那么，何謂“一九三六年危機”呢？自“九一八”事變以后，國內外便一直在關注“一九三六年危機”。所謂“一九三六年危機”，最初由日本軍部中以荒木貞夫為代表的北進派提出，是為了在日本對外政策上爭取更大的發(fā)言權。這一說法的來源，當時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美英法意日五國關于限制海軍軍備條約》《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等各國賴以維持均勢的條約將在1936年因期滿而失效；第二，日本將在1935年與國際聯(lián)盟完全脫離關系，這關涉其南洋委任統(tǒng)治問題的解決；第三，蘇聯(lián)第二個五年計劃及各國統(tǒng)制經濟運動將在這一時期完成。這些構成“一九三六年危機”判斷的主要依據，也意味著相對平衡的世界格局很有可能在1935—1936年被打破。有人在1937年回顧“一九三六年危機”時，便這樣認為，“一九一九年后所借以維持世界和平的條件安全制度，已根本破壞，國際情勢，又回到戰(zhàn)前同盟的局面”。其中，橋爪明男寫于1933年的《一九三六年之危機》在當年被譯為中文后，被國內各大報刊轉載。橋爪明男在這篇文章中認為：“一九三六年為決定日本興亡之重大危機，此種危機在世界史上為行將勃興之國，使已握霸權諸國對之有相應認識之試驗。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若于此而試驗失敗，則必衰亡，若能克服之，則必強盛，日本之于一九三六年，正復如此?！?/p>
荒木貞夫、橋爪明男等人提出“一九三六年危機”，主要是為了給日本建立“準戰(zhàn)時體制”、制定“非常時期”對外政策提供依據，因此不免有夸大之嫌。從后設的歷史角度來看，“一九三六年危機”自然沒有發(fā)生，但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日本即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不可否認的是，1936年前后確實是國際秩序和形勢轉變的關鍵時期，世界性危機始終存在。當時就有人認為，1936年“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形勢”，將有可能爆發(f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蘇英美意以及其他小國和殖民地都在密切關注這個問題，并積極做好應對危機爆發(fā)的準備工作。在這種國際形勢下，有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一環(huán)，世界危機，當然中國免不了波及，而且在宰割殆盡的世界殖民地中，只有中國，還可以逐鹿，所以世界的目光，都集中我國”。當時的國際紛爭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中國正是其中的關鍵所在。世界的危機與中國的危機通過地緣政治而被緊密地關聯(lián)在一起，這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人對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的認識。因此在1930年代，也集中出現(xiàn)了多部分析世界危機的著作，如任白戈的《怎樣應付目前世界的危機》（1934年）、粟寄滄的《世界危機的分析》（1934年）、小島精一的《世界危機·一九三六》（1936年）等。這些描述“世界危機”的著作，提示著1930年代的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轉變時期遭遇的諸種挑戰(zhàn)。
與此同時，有關當時中國內部面臨的一系列危機，1930年代相關文學和歷史的研究都有所述及，這里也做一簡要的勾勒?！熬乓话恕笔伦円院?，日本先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后又同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xié)定》，繼而推行“華北分離”政策，中國面臨持續(xù)被日本侵略的危險。而在國內，國民黨采取“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共產黨展開進一步鎮(zhèn)壓。此外，受國際經濟和自然災害的影響，國內產業(yè)衰落、農村經濟破產，引發(fā)了嚴重的貧困問題。茅盾當年所寫的《林家鋪子》《春蠶》等小說，便生動地再現(xiàn)了農村經濟破產的圖景。在《中國的一日》中，也有大量的文章回應這些問題，揭示中國當時所處的困境。
在上述歷史背景下，中國如何應對“危機”、找到自己的“出路”，成為不同政治與文化力量介入的焦點?！吨袊囊蝗铡纷鳛槲C年代的中國敘事，目的是呈現(xiàn)左翼視野下對中國現(xiàn)實和未來走向的認識。也正因如此，征稿啟事、茅盾所寫的序言和讀者的反饋非常一致地在同樣的維度上展開，即認為通過《中國的一日》，“認清了中國的現(xiàn)實”和“明白了中國未來的趨勢”。這種相近的理解取向并非《中國的一日》規(guī)定的，而是來源于背后總體性的時代危機，以及被這種危機氛圍塑造的共同生活感受。在這個意義上，有關中國的“現(xiàn)實”和“未來”，不僅是《中國的一日》嘗試展現(xiàn)和建構的，而且是各方力量關注并進行闡釋的重點。比如，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在1930年代陸續(xù)出版的有較大社會影響的《中國大觀：圖畫年鑒》（1930年）、《中華景象：全國攝影總集》（1934年）和《中國現(xiàn)象：九一八以后之中國畫史》（1935年），就有強烈定義和重構“中國”的意圖。其中，《中國大觀：圖畫年鑒》和《中華景象：全國攝影總集》都是中英對照的刊物，以特定地理空間中的靜態(tài)圖片來完成民族主義式的中國敘事，包含著“改變外人之觀念”的意圖，嘗試在內憂外患之際，敘述中國的“實情”，以期“通達國情，深知民瘼”。而《中國現(xiàn)象：九一八以后之中國畫史》則采用“動的時事照片”和“歷史家的目光”，對中國進行“總記錄”。與《中國的一日》相對照，可以看出《中國現(xiàn)象：九一八以后之中國畫史》更加關注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社會事件，如“九一八”事變、國民政府遷都、偽滿洲國的建立和“新生活運動”等，嘗試以關鍵性的歷史瞬間來生成有關危機的總體性圖景。
這些關涉中國的敘事，最終指向的是對“新中國”的想象。當時就有國民黨文人特別強調“一九三六年中國危機的降臨”和“一九三六年中國復興的準備”，并創(chuàng)辦名為《新中國》的刊物。他們以蔣介石中央政府的意識形態(tài)來闡釋中國，極力凸顯所謂的“民族觀念”，認為中國“沒有階級的形成，更不必多事，倡為階級對立的調子，以分散民族力量”。這里的“民族觀念”更多的是在長時段的穩(wěn)定歷史視野中，對中國作為政治和文化主體的本質化表述。其背后的意圖也很明顯，針對的是左翼以階級分析來認識社會的方式及其關聯(lián)的民族國家建構路徑。
可以看出，1930年代的主流聲音共享著有關危機的判斷前提，但是對如何理解和闡述危機和苦難，則思路、角度各異，要么在長時段歷史中凸顯中國的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要么采用的是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敘事視角，常常忽視了具體現(xiàn)實情境和全球結構關系中中國的建構性，而這正是《中國的一日》特別強調的地方。在文學的脈絡上，茅盾在主編《中國的一日》之前，還完成了一項有關中國的敘事，即《水藻行》的創(chuàng)作。這篇小說是茅盾專門為外國讀者寫的，是為了“塑造一個真正的中國農民的形象”。他想告訴外國的讀者們，“中國的農民是這樣的，而不是像賽珍珠在《大地》中所描寫的那個樣子”。茅盾還特別介紹了史沫特萊的《中國人民的命運》和《中國紅軍在前進》，認為“實在是把斗爭中的中國的真正面目介紹給西方讀者的兩部罕有的好書”。此外，1932年《東方雜志》發(fā)起了胡愈之主持的“新年的夢想”征文活動，主要征集兩個問題的答案：“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和“個人生活中有什么夢想？”當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在憧憬著一個“大同社會”時，茅盾則提出：“對于中國的將來，我從來不作夢想；我只在努力認識現(xiàn)實。夢想是危險的。在這年頭兒，存著如何如何夢想的人，若非是冷靜到沒有氣，便難免要自殺?！笨梢钥吹剑敃r茅盾已經在有意識地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和烏托邦國家想象，思考如何基于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和歷史經驗來建構中國主體，并針對“夢想的中國”而特別注重“現(xiàn)實的中國”的呈現(xiàn)。對茅盾來說，《中國的一日》是要揭露1930年代被各種政策文件、話語形式和闡釋框架遮蔽的“中國的真正面目”，及其蘊含的社會認同和革命沖動。比如，《中國的一日》中有很多文章都以諷刺的筆調寫到了當時蔣介石中央政府發(fā)起的“新生活運動”?！靶律钸\動”試圖通過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全面干預與改造，來塑造以國民黨黨國意志為核心的“國民”和“國族”，因此也可以視為一種有關中國的敘事，傳達出以儒教為核心的民族主義觀念。“新生活運動”的失敗有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許是這一運動與當時中國的現(xiàn)實相脫節(jié)，無法真正下沉到基層社會，而這正是左翼文化人爭取的敘事畛域。
在1930年代興起的中國敘事熱潮中，“中國的一日”征文活動讓身處中國每一個角落的人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也就意味著讓“中國”開口說話，這區(qū)別于“新生活運動”那種由官方控制的日常生活敘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一日”既不是簡單的民族認同動員活動，也不是單純的左翼內部文學實踐，而是針對危機年代展開的一種具有總體性的中國敘事。茅盾等人并非在理論、政策或宏觀分析等層面理解中國，而是將中國看成需要不斷進行建構的歷史性對象，并以左翼歷史視野來呈現(xiàn)、理解和回應中國問題。在充滿危機的時代語境下，《中國的一日》正是在“活生生的現(xiàn)實”中建立起對中國的認識范式，從而重構了有關中國的敘事，并有力地回應了同時代的其他關涉中國現(xiàn)實和出路的闡釋。
二、“一日史”與日常時間改造
受到《世界的一日》的啟發(fā)，《中國的一日》采取的也是“一日史”的敘事方式。當年的讀者就意識到“未來世界數千年人類生活史中‘一日史’是為基礎”?！妒澜绲囊蝗铡钒l(fā)起于蘇聯(lián)第二個五年計劃即將完成之際，同樣具有回應“一九三六年危機”的意圖。當時蘇聯(lián)開始與國外的左翼運動展開積極的合作，希望建立反對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一日》和《世界的一日》既分享著相似的世界語境，也面臨著部分一致的危機挑戰(zhàn)。不過，以往的研究并未注意到具體現(xiàn)實情境和全球結構關系中“一日史”的革命性意義。對蘇聯(lián)而言，所謂“一日史”并不是要在線性歷史中截取某一個節(jié)點，以此管窺歷史的全貌；相反，“一日史”本身是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下線性進步歷史觀的否定，代表的是革命進程中全新的時間觀念。有研究者認為“一日史”的意義在于“整體的社會史不可或缺了民眾、共同體和日常等歷史的新維度，它們與精英、全盤和非常等傳統(tǒng)維度構成整體史”。然而，在茅盾等左翼人士看來，民眾的日常生活并不僅是“整體史”中的一部分，而是危機年代建構“整體史”的具體方式，最終試圖呈現(xiàn)的正是一個具有總體性的中國形象。因此，梳理清楚“一日史”承擔的歷史功能和政治意涵，有助于理解茅盾等人借鑒“一日史”敘事方式背后的真正關切所在。
早在1935年，耿濟之便已經介紹了《世界的一日》的相關情況，指出《世界的一日》是高爾基繼《內戰(zhàn)史》《工廠史》后“用集體的工作方法，集許多非依文學為職業(yè)的人所寫的作品，以成一有系統(tǒng)的，文藝性的書”?！妒澜绲囊蝗铡愤x定的時間為1935年9月27日。耿濟之延續(xù)了高爾基的說法，認為這個時間是隨便選出來的。不過，對蘇聯(lián)而言，這個時間的選定并非隨意的，而是隱含著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妒澜绲囊蝗铡范砦陌骖}為“ДЕНЬ MИРА”，雖然一般翻譯為“世界的一日”，但在蘇聯(lián)當時的修辭學語境中，也有“和平的一日”的意思，二者密不可分。這意味著，當社會主義走向全球，使世界歷史和日常生活同步起來，和平便會隨之而來。在《世界的一日》中，那些日常事件記錄單獨來看似乎雜亂無章、沒有聯(lián)系，卻被結構性地統(tǒng)籌進了蘇聯(lián)關于世界革命實踐的進程之中。
盡管茅盾等人發(fā)起“中國的一日”征文活動時，《世界的一日》還未出版，“在具體的編輯體例方面得不到良好的模范”，但是在鄒韜奮找到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之前，茅盾翻譯了《世界的一日》編輯柯耳曹夫的介紹性文章，對《世界的一日》的內容編次和時間設計已有大致了解。這篇文章指出，《世界的一日》要通過1935年9月27日這一天來呈現(xiàn)“舊資本主義世界動搖而跌滑，而漸漸屈伏于社會主義的新世界”，并清楚地區(qū)別了世界的日常生活時間和蘇聯(lián)的革命時間：
這一天，在全世界各處的日歷上都寫著：“星期五，九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五年?！蔽覀兊娜諝v上則加著“六日制星期的第三日”字樣。
也就是說，世界上其他國家稱1935年9月27日為“星期五”，而在蘇聯(lián)六日制工作周中則成為“第三日”。為了延長工作時間以及提高生產力，斯大林先是采用了五日制工作周，后又改為六日制工作周，歷法的改變意味著新的革命計劃和革命進程的開啟，時間在這里不可謂不重要。在這個意義上，《世界的一日》可被視為蘇聯(lián)實現(xiàn)全球革命夢想的一次時間同步實踐，其中的關鍵點正是如何將世界上平常的一日轉化為社會主義新世界的一日。《世界的一日》主要以報刊上摘錄的文字片段來呈現(xiàn)各國當日的情形，而有關蘇聯(lián)的展示，則占據了全書的最后六分之一篇幅。在這樣的編排下，蘇聯(lián)代表了一個與全球其他六分之五國家完全相反的世界，這是自由勞動和快樂創(chuàng)造的生活世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通過“一日史”的方式，有關世界革命的設想被同步于1935年9月27日這一天，蘇聯(lián)的革命時間也由此成為全新的世界時間。在高爾基的設想中，《世界的一日》與其說要展示世界的現(xiàn)實，不如說要以蘇聯(lián)為核心來呈現(xiàn)世界的未來和革命的夢想。因此，盡管《世界的一日》采用的是“一日史”的方式，但其指向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觀念，而是全球共產主義的革命實踐。
可以看到，“一日史”敘事方式本身帶有特定的政治意涵和革命訴求。當茅盾等人借鑒《世界的一日》而編輯《中國的一日》時，繼承的不僅是“一日史”敘事方式，還有其背后關聯(lián)的革命時間觀念。茅盾在編輯《中國的一日》時，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即如何將普通人的一日真正納入“中國的一日”的歷史圖景中。茅盾等人為“中國的一日”選定的時間為1936年5月21日。為什么是這一天？茅盾解釋說，“因為這一天是極平常的一天（如選在某個節(jié)日上，來稿內容就可能千篇一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5月21日也是“馬日事變”發(fā)生的時間。以茅盾等左翼文化人對時間的敏感度來看，他們不可能不知道5月21日關聯(lián)的歷史事件，何況茅盾曾寫過多篇回應“馬日事變”的文章。此外，《中國的一日》還特別收錄了陳子展寫的一篇題為《“馬日”》的文章。陳子展曾在“馬日事變”后被通緝，這篇文章便是通過紀念1927年5月21日的“馬日事變”，來提示5月21日是“中國歷史上不能忘記的一日”和“中國革命史上必須寫到的一日”?？梢韵嗷ビ∽C的是，據后來與孔另境共事的尚丁回憶，當初是孔另境建議茅盾選定5月21日為“中國的一日”，其目的就是紀念“馬日事變”。在當時的審查制度下，茅盾等人自然無法明言這一層意思?？傊还苁怯幸膺€是無意，當作為“革命的一日”的5月21日被確定為“中國的一日”時，所謂“極平常的一天”便無法避免地被賦予了特定的政治含義。
只有當日常生活的時間被改造為左翼革命的時間后，危機年代的那些看似瑣屑、雜亂的日常生活事件才有可能被組織起來，并獲得總體性的意義。沈松僑指出，在《中國的一日》中，“發(fā)生于不同地點，在性質上南轅北轍、迥不相同的日常生活事件，所以能夠拼貼、連綴，合為一體，并不是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任何邏輯性的因果關系，而是它們在日歷時間上的一致性”，“這種‘同質的、空洞的時間’，正是一種國族的時間”?！叭諝v時間上的一致性”確實使這些日常生活事件得以集合在一起，但并不意味著它們就自然地“拼貼、連綴，合為一體”了。沈松僑的判斷依據是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的理論。安德森認為，“時間上的一致性”（temporal coincidence）是“關聯(lián)”能夠被想象出來的重要根源：“報紙上方的日期，也就是它唯一最重要的表記，提供了一種最根本的聯(lián)結——同質的、空洞的時間隨著時鐘滴答作響地穩(wěn)定前進?！边@里所說的“同質的、空洞的時間”源于本雅明的說法。本雅明認為，資產階級的線性進步歷史觀建立于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念上，而“歷史是一個結構的主體，但這個結構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時間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時此刻的存在所充滿的時間里”。“被此時此刻的存在所充滿的時間”是與“同質的、空洞的時間”相對的一種時間觀念，即本雅明所說的“彌賽亞”（Messiah）意義上的時間。彌賽亞時間與“當下”和“停頓”有關，“這個當下界定了他書寫歷史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本雅明也由此區(qū)別了“日歷”和“時鐘”，認為“日歷并不像鐘表那樣計量時間，而是一座歷史意識的紀念碑”。在時間的意義上，《世界的一日》和《中國的一日》中“日歷時間上的一致性”提示的并非“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而是書寫歷史的“當下”，恰恰提供的是一種類似于彌賽亞意義上的時間觀念、一種充滿張力的危機時刻。進言之，這種“當下”的時間意識，使同質的、空洞的線性歷史被阻斷，最終導向了一種深刻的革命意識。
茅盾曾特別強調，“這一本書全體是平凡而又特殊，特殊而仍似平凡”?！捌椒病笔且驗檫x擇的5月21日并非常見的紀念日，而是所謂“極平常的一天”，因此書中展現(xiàn)的也多是日常生活事件；而“特殊”則是因為，“馬日事變”發(fā)生的5月21日開啟的也是革命的進程，更能代表危機年代中國的日日夜夜，這正是茅盾所說“這是現(xiàn)中國一日的然而也不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響樂”的意思?！吨袊囊蝗铡吩跒槿粘Ｉ钍录峁皶r間上的一致性”的同時，也在將以往線性歷史意義上的時間敘事轉變?yōu)橐愿魇∈袨橐罁目臻g敘事，對應著《中國的一日》封面上的各種空間性設計元素。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一日》并不是在同質的、空洞的時間中展開國族想象，而是在“當下”的革命時刻中生成中國認同。這也提示著，在那些被官方確定為紀念日的時間節(jié)點之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無時無刻不內在于“革命中國”的歷史進程中。這種隱含著的現(xiàn)實邏輯和情感結構，正是在“一日史”對日常時間的改造過程中得以浮現(xiàn)出來。
三、感性經驗與“真實中國”的生成
對左翼而言，“一日史”開啟的時間進程本身具有革命性意義，并進一步影響了民眾對危機年代的生活感知。特別是在茅盾這里，所謂“左翼革命”，并非簡單的政治性事件，而是落實在日常實踐過程中，并勾連著有關個體與社會整體的歷史必然性，其中包含著層次豐富的感性經驗。在更為具體的內容層面，如何使日常生活事件獲得歷史和理論的視野而不至于淪為碎屑的片段，同時保留其具體可感的真實性和豐富性，也是“一日史”敘事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值得進一步展開討論的是，《中國的一日》通過怎樣的編輯策略和體例來形塑危機年代的現(xiàn)實感受、中國認同和革命欲望？如何具體地呈現(xiàn)個體生存處境與中國現(xiàn)狀、出路的關聯(lián)？以底層日常事件和心靈體驗為代表的感性經驗，以及以征文啟事要求、選稿標準、編輯策略和閱讀規(guī)定為代表的左翼理性作用，如何被統(tǒng)合在一起并產生效果？從打造具有總體性真實的中國敘事來說，《中國的一日》既要避免以往左翼敘事中常被人詬病的理念化和概念化問題，而以感性呈現(xiàn)代替直接的社會分析和階級分析；同時也要在揭示真實生活現(xiàn)狀的基礎上，于崩潰的日常生活中捕捉新的歷史動力，為中國的問題提供宏觀歷史邏輯的解釋。
在創(chuàng)作主體和寫作方式上，茅盾等人采用了高爾基編寫《工廠史》《內戰(zhàn)史》的集體寫作原則。在具體的文學實踐中，集體寫作不僅為大眾提供了最廣泛的自我書寫和自我教育的機會，而且為左翼的革命實踐建構了一種歷史敘事。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國的一日》中也收錄了陳獨秀、黃炎培、沈茲九、陳伯吹、周而復、包天笑和田仲濟等文人的文章，但不同于《世界的一日》單獨開辟“作家的一日”的做法，《中國的一日》將這些名人的文章與大眾的來稿不加區(qū)分地放在一起，按照地域的標準進行編排。這種取消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等級的做法，意味著敘述中國的主體是以中國的地理空間來劃分的，并不因為特定的身份和職業(yè)而有所區(qū)別。在此之前，左翼已經開展了工農兵通訊運動，積累了動員群眾創(chuàng)作報告文學的經驗。這次《中國的一日》的征文來稿，就有五分之一來自左翼活動的主要城市——上海，而且其中的很多稿件出自工廠的職工之手。這次征文活動嘗試讓民眾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建構進“中國”的圖景中，在我們習慣的社會分析式的左翼策略中凸顯感性的維度。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一日”調動的其實是茅盾所說的“國內國外所有識字的而且關心著祖國的運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這危難關頭的祖國的全般真實面目的中國人的心靈”。茅盾特別強調“中國人的心靈”，意味著他不僅關注宏大的國族觀念，而且重視“危難關頭”感性經驗所能發(fā)揮的作用。
雖然都采用了“一日史”的方式，但在具體的編輯體例上，《中國的一日》比《世界的一日》呈現(xiàn)更多心靈層面的體驗。從表現(xiàn)形式上來看，《世界的一日》采用的是更為客觀的“集納主義”，通過新聞簡報和圖像的方式來呈現(xiàn)各個國家的形象，并為每個國家設置了一個小標題，如中國部分的標題就是“流血的中國”。通過精心的編排布局，《世界的一日》呈現(xiàn)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二元對立的世界格局秩序。值得注意的是，編輯柯耳曹夫本身是一位著名的記者。除去一小部分作家的文章，《世界的一日》更像是一份重新編輯過的新聞資料匯編?！吨袊囊蝗铡冯m然也有“集納”各種新聞的部分，如“全國鳥瞰”和“一日間的新聞”，但所占比例較小。這些新聞材料既提供了觀察中國的官方視角，也與民眾的真實生活形成了“對照”。在形式意義上，《中國的一日》并非《世界的一日》那種新聞資料匯編，而是文學實踐，為感性心靈經驗的表達留存了更多空間。在這個層面上，盡管二者采用的都是“一日史”方式，但《中國的一日》不是新聞的“集納”，也不是簡單的“報告文學集”，而是一種具有結構性意義的“當下”歷史敘事。
在《中國的一日》中，“中國”不是作為抽象的概念，而是作為具體的事件、生存方式、話語形式和情感體驗進入日常生活中的，如陳獨秀揭示的，“只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橫斷的社會之存在，抽象的整個國家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共同體”的意義上，“關聯(lián)”也并非僅依靠抽象的想象來實現(xiàn)的，正如有研究者在反思“想象的共同體”理論時，強調“在民族國家共同體內部機制中，肯定還存在更深刻的感同身受的內在聯(lián)系，這些聯(lián)系讓人想到諸如血脈、根系、族群、手足、情感、心理這一類令人有切膚之感的詞匯”。比如，無錫有人在這天出獄，但因為“這個日子，恰巧是‘中國的一日’”，所以“很為自己欣幸，因為既能使我深一層的記憶，在意識上也有很多的幫助”。“中國”在這里就發(fā)揮了“感同身受的內在聯(lián)系”功能。這也意味著，“中國”不僅是由無數日常生活事件構成的，而且反向地重構了人們的時間感知，并進而影響了人們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理解。因此，有絲廠工人就將自己所做的工作與中國的“經濟情況”聯(lián)系在一起，感覺到“在每一條堅韌而潔白的生絲上，系著一個危墜的中國”。在一般情況下，“生絲”和“危墜的中國”需要靠文學想象才能被關聯(lián)在一起，不過在特殊的危機年代，“生絲”本身就是中國經濟狀況的一個縮影。在絲廠工人的生活經驗和內在意識中，“生絲”不需要通過想象便可被視為“中國”感性形象的化身。因此，與其說“生絲”和“中國”的關聯(lián)是被想象出來的，不如說“中國”已經結構性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與普通人的生活血肉相關。
《中國的一日》在提供感性經驗的同時，也通過一系列相關的“副文本”生成了結構性理解中國的方式。這也意味著，為了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實”，左翼也在通過理性作用對“感性經驗”進行引導和重塑。具體來說，有關《世界的一日》的介紹性文章對“一日史”與革命進程之關系的揭示、征文啟事的要求、序言《關于編輯的經過》中有關選稿與編輯的說明以及宣傳性文章《被拷問了〈中國的一日〉》中提示的閱讀方式等，為《中國的一日》塑造了一個相對“理性”的寫作和閱讀語境。盡管《中國的一日》中的很多文章展現(xiàn)了豐富的生活細節(jié)和心理活動，但依然隱含著一定的社會科學視角，因此帶有較明顯的左翼文學色彩。事實上，在關于“內容”的標準上，茅盾就特別指出，“‘這事’須有社會意義，或至少可以表見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生活狀況；最少最少亦應當能夠和另一嚴重的社會現(xiàn)象作一對比”。強調“社會意義”、“生活狀況”和“社會現(xiàn)象”，意味著征文活動本身就規(guī)定了寫作的具體方式，這一方式正是左翼重視的社會分析。在這個意義上，盡管集體寫作的方式充分凸顯了民眾的創(chuàng)作主體性，但是如何將感性的“個體的一日”上升為具有組織性和集體認同感的“中國的一日”，仍然有賴于理性的分析、整合和提升。在有關“中國”的敘事中，感性使相對抽象的、宏大的“中國”變得更加具體、可以把握；但是與此同時，如果沒有理性作用的參與，“感性中國”的整體性面目便難以真正浮現(xiàn)。長期以來，左翼文學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便是如何克服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弊病，在具體的歷史實踐過程中實現(xiàn)理性和感性的平衡。從這個角度來說，1930年代的諸多中國敘事往往在歷史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等宏觀層面展開，忽略了上層與下層、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感性互動過程，而《中國的一日》聚焦的正是這一點。在左翼“文藝大眾化”的實踐背景下，茅盾等人在調動大眾日常經驗和心靈體驗的同時，也在通過精心的規(guī)定、篩選和編輯，使“感性中國”獲得結構化和相對化的呈現(xiàn)。
《中國的一日》展現(xiàn)的并非新歷史主義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而是一種具備豐富感性經驗和特定社會認同的“歷史生活”，這是左翼革命非常重要的內在構成。茅盾等人通過選定一個隱含著重要革命歷史節(jié)點的看似“平凡”的日子，使“中國的一日”具有了更廣泛的覆蓋范圍和更深刻的歷史意識。從材料的選取范圍來看，《中國的一日》呈現(xiàn)的敘事是豐富而復雜的，甚至連所謂“關圣帝君親筆寫來”的傳單、“玉皇大帝御賜的救國良方”等迷信材料也全文照錄。針對這種做法，有研究者認為，“《中國的一日》的可貴處是推崇一種記錄體，原原本本寫下來，盡量備存”，同時“也作為社會資料為我們保存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盡量備存”的方式也有助于營造一種豐富、駁雜而可感的中國形象，是營造“感性中國”的一種編輯策略。這意味著，左翼既不認同那種只能容納特定生活事件的抽象國族概念，也不認為存在著一個先在的或概念化地自我生成的民族，而只有在“活生生的現(xiàn)實”和動態(tài)的歷史過程中，才能生成真實的中國敘事。
在1930年代的危機時刻，《中國的一日》嘗試回答的是：“中國究竟破碎到了怎樣的地步？這老大民族究竟有沒有復興的希望？”當年的讀者認為，《中國的一日》“對現(xiàn)中國的理解上是有極大的幫助的”?！皩ΜF(xiàn)中國的理解”可謂是茅盾等人發(fā)起“中國的一日”征文活動的應有之義。因此，有讀者用“質樸，嚴肅，和真實”來形容《中國的一日》，認為“千百年來一向被外人認為‘謎樣的中國’從這也可以供獻他們以一點真實的參考了”這可謂非常貼切的判斷：“質樸”指的是來自大眾的、非職業(yè)作家的自我敘述，強調的是直接而感性的經驗；“嚴肅”說的是“感性”背后的“理性”作用，包括“一日史”開啟的革命時間，以及左翼對中國現(xiàn)實的揭示和闡釋；而“真實”指向的是最終效果，即《中國的一日》提供的不只是日常生活細節(jié)的真實，更是革命進程中有關中國現(xiàn)狀和未來的總體性真實。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一日》既關涉國族認同，也“為文學的樣式開辟了一條簇新的道路”，更成為一次自覺而廣泛的政治性行為，在回應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過程中為左翼革命的歷史實踐增添了民族維度和感性內核。
四、結論
1930年代的中國處于復雜的全球關系結構之中，如何理解中國的現(xiàn)實和出路成為時代性的議題。當時相關的討論多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宏觀層面著手，并未真正關注底層大眾的聲音?！吨袊囊蝗铡穭t將日常生活作為歷史記錄形式來對“中國”展開理解，以“一日史”的方式揭示出內憂外患之下各階層民眾的生存現(xiàn)實，以此打造出有效的中國敘事方式。對左翼文化人來說，這是一種具有顛覆性的革命行為。茅盾不僅借助《中國的一日》展開國族認同的建構，而且對日常時間進行改造，并通過特別的征文要求和編輯方式將左翼革命進一步滲透進有關日常生活的書寫之中。
不過，也有讀者質疑《中國的一日》“沒有跳出小有產者之群”，其中的敘事主體沒有“豪商巨宦”“闊人們的小姐少爺”“資產階級大買辦”，而且工人、農民所占的比例也極少。從根本上來看，《中國的一日》的敘事仍受限于印刷資本主義提供的實踐方式。生活在現(xiàn)代文明相對薄弱的偏遠地區(qū)的民眾，仍未能參與到“中國的一日”的建構當中。只有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隨著大規(guī)模的遷徙流動，“內地中國”“邊地中國”“鄉(xiāng)村中國”被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人民”開始作為歷史敘述的主體，更為完整的中國敘事才得以真正生成。不過，這已經是另一個有待深入展開的話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