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住在我們與古人之間久遠的時光里”
編 者
“妖怪”源于人類對神秘世界的想象。中國的妖怪文化歷史悠久，最早集中記載各種妖怪的開山之作就是《山海經(jīng)》。作為學術研究的“妖怪學”，從科學、民俗、文化等多種角度揭開了“妖怪”何以成為“妖怪”的秘密。本期特邀北京大學醫(yī)學人文學院教師王鑫、作家張云、北京語言大學博士研究生曹家瑤撰文，辨析“妖怪學”的豐富內(nèi)涵。
“怪物住在我們與古人之間久遠的時光里”
□曹家瑤
《〈山海經(jīng)〉的世界：妖怪、萬物與星空》，劉宗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近年來，隨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都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山海經(jīng)》一書，且論者觀點繁多、學科分布廣泛，涉及文學、教育學、歷史學、地理學、藝術學、旅游文化產(chǎn)業(yè)和戲劇影視等多個方面。最廣為樂道的無疑是《山海經(jīng)》中吸引眼球的、異于生活的奇珍異獸，它們成了當代奇幻小說創(chuàng)作、游戲怪獸形象設計和美術視覺傳達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靈感來源。
作為豐厚的神話資源，《山海經(jīng)》乘著文化自信、神話熱的東風也活躍在網(wǎng)絡視頻平臺中，長視頻領域“山海經(jīng)”的搜索單元下有優(yōu)質(zhì)內(nèi)容1000余條，短視頻領域更是全面開花，“山海經(jīng)”的詞條參與數(shù)量高達121.1億次。在大眾文化領域，《山海經(jīng)》依托“神獸全集”的表象，成為“解禁上古封印”“開啟華夏神器”的鑰匙?！渡胶＝?jīng)》的知識性質(zhì)屬于“整體性知識”，是中國早期文明未經(jīng)分化的“百科全書”，因此這種對世界整體的認識也是《山海經(jīng)》爭論已久、無法分類的重要原因。
作者以“日常生活”的角度，在《〈山海經(jīng)〉的世界：妖怪、萬物與星空》（下稱《〈山海經(jīng)〉的世界》）一書中專就《山經(jīng)》部分論述，運用博物學、語言學、生物學、民俗學、天文學、文化史等多學科知識，詳細列舉《周禮》《管子》《梁丘藏》《日書》和睡虎地秦簡等傳世與出土文獻資料，對《山經(jīng)》中記載的怪鳥異獸、靈異妖怪、山川群神進行詳細考察，吹散厚厚的歷史冗論，講述它們的真相和由來，澄清古今讀者對《山海經(jīng)》的誤讀與偏見。
解釋萬物的最大張力：生活
本書的核心要旨在于實際的生活體驗。要讀懂古書，就要站在古人寫書的角度。我們發(fā)現(xiàn)生活中的“司空見慣”是那么的“難以言說”，如何描述一張桌子？如何介紹一只貓？識其名目簡單，總結出它們的外貌和功用實難。在西方博物學系統(tǒng)未傳入中國之前，我們描述物品的最大極限難以突破一個范圍，就是生活文化，魯迅說：“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底，還是不能憑空創(chuàng)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苛松袼?，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只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故而《山經(jīng)》在介紹某一陌生動物的形象時，往往會采取比擬的方法，借用人們熟悉的動物來描述其身體的各個部位，如“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就是用自然界中常見的魚、牛、蛇、鳥等動物來描繪穿山甲?？梢?，不論是怪物還是妖怪，《山海經(jīng)》中的描述習慣堅持“能近取譬”的原則，以至于當無法沉浸在古史的語境時，后人閱讀會有“猜不中謎語”的苦惱，緊接著就“躺平式想象”，自由創(chuàng)造了。所以作者在書中徹底摒棄了這樣層層疊疊的“想象”，基于其對古代典籍的廣泛閱讀和精湛理解，用一種設身處地、體察入微的眼光，重新審視《山經(jīng)》文本，對其性質(zhì)、內(nèi)容和成書過程進行細致周密的考察，最終將世人眼中那個光怪陸離、荒唐無稽的異域世界還原為了上古先民真實、普通的生活空間。
作者將遍布于山脈的妖樣怪獸分為兩類，一種是怪物，一種是妖怪?！渡胶＝?jīng)》中的怪物有兩種不同的描述方式，這與世人在缺乏博物學知識的背景下，對怪物的理解路徑有關。首先是因為讀者不了解《山經(jīng)》記述動物的方式而導致的“縫合怪”：由于早期博物學尚未建立像今天這樣標準的形態(tài)學術語體系與描述方式，所以對于不了解這種記述方式的人來說，《山經(jīng)》里沒有謎底的謎語，可以被猜為世間任意一種罕見的怪物，一如“樣子像老鼠，腦袋像兔子，身體像麋鹿，用尾巴飛行”，這樣的縫合怪其實是蜜袋鼯；其次是《山經(jīng)》記載了大量的“畸形怪”：它們被描述為多目、多足、多尾、多首等，其中有些固然夾雜著想象和夸張的成分，也有不少內(nèi)容確實源于古人真切的博物學觀察，如“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的珠蟞魚，大抵為中華鱟，“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的茈魚，確為章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的儵魚，即魷魚。它們顯然正是這三種海洋生物的真實寫照，但缺乏海濱生活經(jīng)驗的讀者無法猜對，這些不合乎常識的長相奇異的動物就只能是古人捏造出來的畸形怪獸。
妖怪與怪物是有區(qū)別的，《左傳》有云：“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如果說怪獸僅是山林偶遇的視覺沖擊，那妖怪則還要加一條“見則災祥”的心靈暴擊。由于缺乏對自然規(guī)律的認識，人們經(jīng)常會把預兆當作原因，來為自己的無能為力開脫?！渡浇?jīng)》中記載的那些“見則”有天災人禍發(fā)生的動物——如“見則郡縣大水”的長右之獸、 “見則天下大旱”的颙鳥——為何會被視作具有靈異力量的妖怪，作者也在“妖怪的秘密”一章中列出一張“妖怪清單”，動物與自然災害的相關性鮮明自見，水生動物在旱災時自然會浮現(xiàn)出地面，而陸地動物在洪澇時自然會徙居覓食，“這些記載僅僅意味著動物的行為跟自然災害之間存在著相關性，并不意味著某種動物的出現(xiàn)與自然災害之間的因果性”。所以《山經(jīng)》中大量朕兆知識的記載，再一次反映出《山海經(jīng)》文本作為知識手冊的務實性，也凝結著先民認識自然現(xiàn)象、總結自然規(guī)律的智慧。
我們對《山海經(jīng)》的誤解也正如作者的總結：“這些原本平凡的生靈，之所以變成怪物，只是因為在我們和古人之間橫亙著漫長的歲月，讓我們已經(jīng)無法理解古人原本樸素的博物學話語，無法再用像他們一樣的眼光看待世間萬物……怪物既不住在深山里，也不住在大海里，更不住在古人的幻想里，而是住在我們與古人之間久遠的時光里。”
還原現(xiàn)象的本質(zhì)和意義：化生為熟
《〈山海經(jīng)〉的世界》中最后一部分讓我們坐在了先民的身邊，徜徉在同一片星空下，在《失落的天書》已有的知識基礎上，詮釋天地如何合一，山海如何同祀。
其實對于自然信仰的崇拜，該書在前期解釋怪物時就有鋪墊，星散于“五藏山經(jīng)”的除了各色怪獸，還有在每座山后規(guī)律性出現(xiàn)的“X身人面”“X面人身”的山神，所以《山經(jīng)》中的自然崇拜與神話敘事是研究《山海經(jīng)》繞不開的話題，也是我們與古人共觴、被神話深深吸引的情之所系。
作者熟稔《山經(jīng)》各脈特點，而神仙云集、奇幻瑰麗的唯有《西山經(jīng)》，所以他利用中國古代天文學知識，探討了《西次三經(jīng)》中所記載的山川群神的由來：即《西次三經(jīng)》的絢爛源于秋天夜空的諸多亮星，這些神靈及其所棲居的山川，實際上是西方白虎七宿和其周邊數(shù)組星宿在地上的投影，如人面虎身的陸吾神和開明獸即是天上的參、觜、伐等星宿的化身。山神眾列、秋嘗狂歡對應狩獵七宿，揭示出上古神靈崇拜的天文學內(nèi)涵，而“天人合一”也有了實際可感的理解。先民窮盡智慧和時間，抬頭望天，遠眺連山，低頭觀影，終見自己生存于自然的法則，時間的行走即為神明的遨游，星辰的坐標畫出農(nóng)桑的宇宙。這樣翔實而獨特的角度呈現(xiàn)出作者本人在研究《山海經(jīng)》時始終堅持的現(xiàn)象學的立場，他回到文本本身，回到文本產(chǎn)生時的語境，設身處地地用《山海經(jīng)》時代人們的眼光來閱讀文本、理解文本，實現(xiàn)了“化生為熟”。
在作者層層剖析之下，不論是《山海經(jīng)》本身，還是書中那些怪物、妖怪、神靈、神話等，無不回歸到其原生空間中的本真狀態(tài)，呈現(xiàn)出一個令世人陌生又熟悉的真實面目：在本書的結尾，他也闡釋了神話學的真實面目，神話是一種解釋圣地、賦予圣地意義的文本。圣地是分散的，所以神話的本態(tài)也應是零散于山河天地，“中國之所以沒有形成那樣體系完備的神話，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像荷馬史詩、印度史詩、北歐埃達那樣的神話編纂活動；而中國之所以沒有神話編纂活動，則是因為中國自古就有發(fā)達的歷史編纂學傳統(tǒng)。文化是有慣性的，這種慣性導致《山海經(jīng)》的神話記憶散佚融合在《尚書》《逸周書》《春秋》《世本》《國語》等歷史文獻中，所以我們“也根本沒必要為缺少希臘、印度、北歐那樣的神話史詩而感到缺憾甚至自卑”。
《山海經(jīng)》的熱議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們需要知道最初的《山海經(jīng)》是什么樣子的，如此才更能理解它的深沉魅力，更能找到兩千余年我們對其心馳神往的原因。神話是每個民族最悠久、最堅韌的文化生命之根，滋養(yǎng)著文學的潛流和文化的筑基，一如漢賦的汪洋恣肆，及陶淵明《讀山海經(jīng)》的意蘊廣深，一如長媽媽哄迅哥兒的哼眠，和伴隨中國孩子的童年。
“發(fā)覺禮俗之本意，使荒誕古怪皆能明晰”
□王 鑫
《妖怪、妖怪學與天狗：中日思想的沖突與融合》，王鑫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3月
我對“妖怪”的興趣，始于大學時期在系資料室的一次邂逅。彼時，我不經(jīng)意間翻閱到一本老師剛從日本帶回的插畫版日本“鬼”文化書籍。當時，網(wǎng)絡尚不發(fā)達，書籍獲取也不似如今這般便利，此書是資料室中唯一一本介紹日本“鬼”文化的書籍。書中那個長著犄角、獠牙，身著虎皮裙、手持棒子的“鬼”的形象，徹底顛覆了我對“鬼”的傳統(tǒng)認知。源自中國的日本“鬼”，為何與中國存在如此顯著的差異？這個疑問在我心中長久縈繞，難以釋懷。因此，碩士階段我以此為課題進行了探索，但仍有諸多未解之謎。博士期間，“妖怪學”深深吸引了我，原來妖怪亦為一門學問，在日本擁有百年傳承。盡管我在日本的動漫中頻繁看到妖怪的形象，卻未曾知曉這些形象與文化背后有著百年民俗學研究的支撐。直至我加入以時任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長“妖怪學博士”小松和彥教授領銜的日本妖怪學研究團隊，聆聽了來自日本、韓國、法國、美國等各國學者從民俗學、文學、歷史學、圖像學以及地理學等諸多視角的妖怪研究之后，方覺“妖怪學”竟是如此博大精深的一門學問，是能夠由各國學者展開跨文化跨學科研究的領域。
日本“妖怪學”鼻祖井上圓了為了消滅妖怪、破除迷信開創(chuàng)了這一領域，其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我國清末民國初年民眾啟蒙、開啟民智的道路。蔡元培將其妖怪學著作翻譯引入中國，江紹原更是以此為基石開創(chuàng)了“迷信學”。就在日本的妖怪即將被“剿滅一空”之際，柳田國男重新發(fā)掘了它的價值，開始整理記錄妖怪故事與傳說，探尋妖怪的新價值，柳田認為它是唯一未被頻繁舶來的更未被精妙之物所取代的東西，其中可以窺探平常人的人生觀與信仰變遷。受柳田民俗學影響的周作人對“鬼”亦心懷偏愛，認為研究中國人的國民性應當將重點置于以“鬼”為核心的禮俗研究之上，因此處“可見中國民族的真心實意”，“貫古通今，明其變遷，比較內(nèi)外，考其異同，于其中發(fā)覺禮俗之本意，使以往覺得荒誕古怪不可探究的儀式傳說皆能明晰，人類文化之發(fā)展與其遺留之跡亦可知曉”。
日本的“妖怪”一詞源自中國，而日本的“妖怪學”又反哺中國，這其間究竟歷經(jīng)了怎樣的變遷？中日妖怪之間有著怎樣的糾葛？懷揣這些疑問，我嘗試從思想史的視角予以了解答。透過妖怪能夠看到古代日本對中國思想的吸納與改造，那個發(fā)源于儒家天命思想的妖怪在傳入日本后被日本統(tǒng)治階級進行了有益于統(tǒng)治勢力延續(xù)的改造，剔除了威脅天皇統(tǒng)治的易姓革命部分。隨著陰陽道的興起，陰陽師與修驗僧競相角逐法術，越來越多的“妖怪”被締造出來。中世之時，繪卷的出現(xiàn)令妖怪從幕后走到臺前，其形象被越來越多的百姓大眾所熟知。進入江戶時期，原本那些令人膽寒的妖怪現(xiàn)身于浮世繪等大眾文化中，成為大眾娛樂的對象。
作為日本妖怪著名代表的天狗也時常出現(xiàn)在繪卷與浮世繪中，那個至今仍屹立在日本鞍馬山下的巨大紅臉長鼻子天狗像令人震撼。它為何與中國的天狗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兩國間的天狗是否存在關聯(lián)，在歷史的長河中，它們經(jīng)歷了何種演變？在從造型上難以將兩者關聯(lián)起來的情況下，我嘗試從思想史視角探究了日本對中國天狗的接納與改造。日本的天狗，其形象豐富多元、性質(zhì)紛繁復雜，眾說紛紜、難以定論?！疤旃贰币辉~由中國傳入，最初見于《日本書紀》，和中國的天狗一樣，是流星等星辰的稱謂。然而，由于其易姓革命的危險性質(zhì)，被日本斷然拋棄，在接下來的200多年間杳無蹤跡。平安時期再次登場的天狗其形象性格已截然不同，演變?yōu)榉恋K佛法的“鴟鳥”形象，這一形象的塑造源于日本密教的發(fā)展和秘密修法的流行。臺密為對抗東密的《六字經(jīng)法》，將密教修法中常使用的結縛“天狐”“地狐”改為“天狗”“地狗”，并命名為“三類形”。鴟鳥形象則取自中國依據(jù)道教三尸信仰編撰的《青色大金剛藥叉辟鬼魔法》一經(jīng)。三尸信仰傳入日本后與佛教相融合，青色大金剛藥叉演化為青面金剛，如今在日本街頭仍隨處可見青面金剛像。日本鴟鳥形象的天狗正是在如此紛繁復雜的時代背景與思想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雖然本書解開了部分謎團，但在妖怪這廣袤無垠的世界中，仍有眾多未解之謎有待我們?nèi)ヌ剿鳌?/p>
小松和彥教授常說：“‘妖怪’恰似一面鏡子，能夠映射出古人精神世界的某一側面。妖怪學能夠彌補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缺失的部分，是構建日本文化論與日本人論的重要素材，是‘人之學’?，F(xiàn)代的妖怪學既要以史學視角追根溯源，更要以人類學視角追問‘現(xiàn)在’‘為什么’。”即思考妖怪研究在當今社會的作用，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在廣袤無邊的古代文化遺產(chǎn)中，“妖怪”宛如一顆獨特且神秘的明珠，折射出古人心靈世界的深沉與繁復，見證了中日思想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妖怪，作為古人想象中的超自然存在，其形象繁多，異彩紛呈，從面容猙獰恐怖的山魈鬼魅，到美麗迷人的狐仙花妖，每一個妖怪的背后都蘊含著特定的文化內(nèi)涵和社會心理。通過妖怪學研究，我們能夠更為深切地理解古人的內(nèi)心世界，體悟他們的恐懼與渴望、信仰與智慧；通過各國妖怪的比較研究，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外思想文化的互動，重現(xiàn)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歷史。在當今社會，“妖怪”所蘊含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內(nèi)涵仍然值得我們?nèi)ネ诰蚺c珍視。妖怪學研究可以推動跨學科交叉研究的發(fā)展，發(fā)掘傳統(tǒng)文化與固有信仰，能夠豐富現(xiàn)代文藝創(chuàng)作，為文學、電影、動漫、游戲等提供充裕的素材和創(chuàng)意，助推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能夠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滿足人們對未知和神秘世界的好奇心與探索欲望，給人們帶來娛樂和精神上的享受。
什么是“妖怪”
□張 云
《中國妖怪故事（全集）》，張云著，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
妖怪和妖怪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全世界很難找到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將關于妖怪的記載、想象形成一種深厚的文化現(xiàn)象，其延續(xù)時間之長、延伸范圍之廣、文學作品之多，舉世罕見。
妖怪和妖怪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璀璨奇葩，值得我們一代代傳承下去。
那么，什么是妖怪呢？
我們的老祖先將妖怪定義為“反物為妖”“非常則怪”。簡單地說，生活中一些怪異、反常的事物和現(xiàn)象由于超越了當時人類的理解，無法解釋清楚，就被人們稱為妖怪。所以，所謂的妖怪指的是：根植于現(xiàn)實生活中，超出人們正常認知的奇異、怪誕的事物。妖怪，包含妖、精、鬼、怪四大類。
妖：人之假造為妖，此類的共同特點是人所化成或者是動物以人形呈現(xiàn)的，比如狐妖、落頭民等。精：物之性靈為精，山石、植物、動物（不以人的形象出現(xiàn)的）、器物等所化，如山蜘蛛、罔象等。鬼：魂魄不散為鬼，以幽靈、魂魄、亡象出現(xiàn)，比如畫皮、銀倀等。怪：物之異常為怪，對人來說不熟悉、不了解的事物，平常生活中幾乎沒見過的事物，或者見過同類的事物，但跟同類的事物有很大差別的，如天狗、巴蛇等。
中國的妖怪、妖怪文化歷史悠久。有足夠的考古證據(jù)表明，早在石器時代，我們的老祖宗就開始對妖怪有了認知并進行了創(chuàng)造?？梢哉f，中國的妖怪歷史和中國人的歷史是彼此相伴的，“萬年妖怪”之說一點兒都不為過。
從先秦時代，中國人就開始將妖怪和妖怪故事記錄在各種典籍里，此后又產(chǎn)生了《山海經(jīng)》《白澤圖》《搜神記》《夷堅志》《聊齋志異》《子不語》等無數(shù)的經(jīng)典作品，使得很多妖怪家喻戶曉。中國的妖怪和妖怪文化不僅深深影響了中國人，還傳播到周邊國家，深受異國友人的喜愛。比如，日本著名的妖怪研究學者水木茂稱：“如果要考證日本妖怪的起源，我相信至少有70%的原型來自中國。除此之外的20%來自印度，剩下10%才是本土的妖怪?！庇纱丝梢娭袊难趾脱治幕瘜θ毡镜木薮笥绊?。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妖怪及妖怪文化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很多人甚至將我們老祖宗創(chuàng)造的中國妖怪誤認為是日本妖怪，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筆者用10年時間，寫成《中國妖怪故事（全集）》一書，在深入研究中國歷代古籍尤其是志怪分類和定義的基礎上，厘清妖怪的內(nèi)涵，從浩渺的歷代典籍中搜集、整理各種妖怪故事，重新加工，翻譯成白話文。其間參考各種民間傳說、地方志等，確保故事來源的可靠性與描寫的生動性。該書記錄1080種（再版后增加到1919種）中國妖怪，是目前為止國內(nèi)收錄妖怪最多、最全，篇幅最長、條例最清楚的妖怪研究專著。
《中國妖怪故事（全集）》出版以來，反響強烈，深受讀者喜愛，這讓筆者感到既欣喜又惶恐。中國的妖怪故事中，不僅妖怪的形象充滿想象力、故事情節(jié)生動，而且其中蘊含著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值得珍惜和深入挖掘。長久以來，中國妖怪的故事雖然豐富，但妖怪的圖像留存較少，甚為可惜。有鑒于此，我們又推出了《講了很久很久的中國妖怪故事》系列，目前出到第三冊，每冊都是精心選取了100個妖怪故事，加以潤色加工，并嚴格按照典籍記載，為妖怪畫像，以期能為大眾以及中國妖怪的愛好者們打開一扇中國妖怪故事的繽紛之窗，為中國妖怪和中國妖怪文化的普及和發(fā)展貢獻綿薄之力。今年年初，又推出了《妖怪說》，嘗試在萬物有靈中洞悉古代歷史的神秘和駁雜。
中國妖怪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我們的老祖宗創(chuàng)造了它們，它們的故鄉(xiāng)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