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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與近代中國小說觀念的演進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羅紫鵬  2024年08月22日11:07

小說觀念在近代中國的轉(zhuǎn)變是促成清末以來小說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重要背景。在這一轉(zhuǎn)變過程中,前有梁啟超等人的小說“熏染刺提”工具論,后有魯迅、胡適將小說作為專門之學進行史學梳理、考據(jù)分析的科學化主張,中間亦有文壇及學界人士對西方小說理論的引介、對小說本源、形式及特點的各種探討??傮w上,視小說為“稗官”的傳統(tǒng)學者,其所專注的學問仍為經(jīng)史文章,小說雖被提及,也多是作為經(jīng)史學問的一部分而展開的。然而,也正因如此,這些學者的小說觀念才同樣重要,因為小說在他們眼中可能尚未剝離“稗官”“小道可觀”的標簽,但又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對小說性質(zhì)的歸納與指認是剖析小說觀念轉(zhuǎn)變的重要依據(jù),對于厘清近現(xiàn)代時期“小說學”的建立過程也是十分必要的。劉師培是專注于經(jīng)史研究的近代學人,他與梁啟超同時,故不可能不注意到小說的功用價值,但小說在他那里卻是作為“文”(文學)的部分問題被提及的。而作為“文”的部分,劉師培又特別在意“文學”在語言上的演進,所謂“俗語人文”又可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言文一致”相連接,這不能不說是探析小說觀念轉(zhuǎn)變的又一條線索。

溯源:小說乃《春秋》之支流

劉師培關于小說起源的觀點主要見于《論文雜記》(1905)。在此文中,他繼續(xù)《漢書·藝文志》的觀點,認為“小說家者流,出于稗官”,稱“古代小說家言,體近于史,為《春秋》家之支流,與樂教固無涉也”。即劉師培同樣認為小說“出以鄙俚”,同樣稱贊小說所寓的“勸懲之意”,認為其有“感發(fā)人民”的作用。然而,劉師培又進了一步,將小說稱為“《春秋》家之支流”而納入史官。

他在《古學出于史官論》一文中,依據(jù)《漢書·藝文志》對《虞初周說》等“小說”做出的“考周事”“古史官記事”等注解,指出:“小說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說》雜伺其間,小說家類又有《周紀》《周考》以及《青史子》五十七篇,皆古史官所紀。則雜家、農(nóng)家、小說家,亦莫不出于史官?!?/p>

從其論斷小說的淵源來看,劉師培仍遵從傳統(tǒng)學術對小說的定位,“小道可觀”“稗官野史”是他對待小說的基本態(tài)度。不過他又將小說的源頭略微拔高,將《漢書·藝文志》中屬于“諸子”的小說家歸為“《春秋》支流”?!洞呵铩吩凇稘h書·藝文志》中被列在“六藝”,既有經(jīng)典的地位,又開史部的門庭,就此來看,小說的地位在劉師培這里似乎又提高了不少,故而他所說的“感發(fā)人民之一助”也不僅僅是“小道可觀”那么簡單,可以說是他對小說功用的積極肯定,畢竟當時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主張已呼吁了三年。

辨體:小說之體已開俗語人文之漸

在小說的本源上,劉師培繼承“九流十家”之說,又將其追溯到史官。同樣地,在小說的體式上,劉師培也將其放置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中,將其納入“文”的范疇。劉師培所持的是一種廣義的文章(文學)概念,他的《論文雜記》從文字著于竹帛開始,論至有清一代的文章,詩、賦、詞、曲、小說、戲劇等體裁全部在他所論“文”的范圍之內(nèi),小說也被置于“文章流別”的發(fā)展脈絡中進行討論。

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說:“宋代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興詞曲。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諸書,已開俗語人文之漸。陋儒不察,以此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簡趨繁,何獨于文學而不然?”他從語言文字發(fā)展的角度看小說的興起,將小說放在文詞(文學)的淺深、文質(zhì)、繁簡的演進過程中進行討論。

在體式上,他首先對小說作出了“俗語人文”的論斷,從語言文字演進的角度,認定白話小說這一文體出現(xiàn)的必然性。此時的劉師培熱衷于進化論,信奉社會進化的觀點,因而在論述中國語言文學的興變時,亦看到各種文體的興替及其與語言、文字的演進關系。在《論文雜記》中討論中國戲劇的源頭時,他也提到“傳奇小說之體,既興于中唐,而中唐以還,由詩生詞,由詞生曲,而曲劇之體以興。故傳奇小說者,曲劇之近源也”,即他認定小說之體是由中唐以前的文體發(fā)展而來的,而這亦是他依據(jù)“天演之例”來論證文學“進化”歷程的證據(jù)。在文學演進的理論基礎之上,劉師培認為小說的興起與“儒家語錄”的出現(xiàn)有極大關系。宋代以后儒家語錄不斷出現(xiàn),文詞由深入淺;也是在宋代以后,小說作品逐漸增多。語錄體是言文合一的征兆,白話小說的出現(xiàn)也是言文合一的必然結果。同時,在體裁的內(nèi)涵上,劉師培認識到傳統(tǒng)“說部”中包含的考古、記事類筆記,并不能完全歸入“文學”行列,也點出了小說的文學性問題。

定性:小說具有“虛構增飾”的文學性

“美術”是劉師培文論思想的核心觀點之一,其強調(diào)“美術以飾觀為主”,與后來的“純文學觀念”相近?!凹兾膶W”觀念即要剝離一切非文學性的作品,也即劉師培所說的“言之無文”者。

他在《論說部與文學之關系》中將唐宋以來的“說部之書”分為三類:考古之書、記事之書、稗官之書,認為三類之中只有“稗官之書”才屬于“小說”內(nèi)容,是富于辭采的文章,其余兩種則是學術札記、述聞筆錄,其“無文”之處,正是混淆了“文學”的體質(zhì)。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中,他區(qū)別了“說部”與“文學”的關系,直接指出“唐宋以降,凡考經(jīng)定史之作,咸列為筆記,附于說部之中,誠以言之無文,未可伺于文學之列也”,由此強調(diào)了文學的審美藝術特性。而在《論美術與征實之學不同》一文中,劉師培又進一步說明文學作品與非文學作品的區(qū)別,稱“小說一端,有虛構事實者,亦有踵事增華者,皆美術與實學不同之證。蓋美術以性靈為主,而實學則以考竅為憑。若于美術之微,而必欲責其征實,則于美術之學,反去之遠矣”。

在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師培評判小說性質(zhì)的三個層次:首先,他將小說作為“美術”之一種,與“實學”區(qū)別開來。其次,他談到小說創(chuàng)作的兩種類型:虛構事實與踵事增華。小說家雖出自史官,但隨著文詞的由簡入繁,考據(jù)筆記與傳奇小說便別分兩途,就如“文言質(zhì)言,自古分軌”。既然“詞章之文,不以憑虛為戒”,那么小說的“憑虛”便也是創(chuàng)作時的重要選擇。踵事增華主要在文詞的修飾與擴展,在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飾觀”“求工”“貴美”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他指出“美術以性靈為主”,即也視小說為抒寫性靈的作品。

作為一個偏重經(jīng)史的“國粹派學人”,劉師培能夠?qū)Α拔膶W”“小說”有全新的認識,既是他自己考鏡學術的成績,同時也是近代思潮推動的結果,如文學進化的潮流、言文一致的潮流、俗文學地位上升的潮流、“純文學”的潮流等。文學的進化是隨著“天演論”“進化論”思想的引入而出現(xiàn)的,言文一致的潮流與俗文學的“被發(fā)現(xiàn)”是同時發(fā)生的,小說的工具化在清末的時代背景下在所難免,而小說概念的含混不清也是文學演變過程中的必經(jīng)階段。劉師培未能給小說以全新的定義,但他將學術筆記等“征實之學”從“美術”中析出,已帶有新的小說觀念的意味。

雖然劉師培的小說觀念連同文學觀念也存在自相矛盾之處,其在考校中國文學時也有不少左支右絀的情況,比如,他認同文學的“進化論”,但又認為唐宋以后的文學逐漸衰落;再比如,他一方面肯定“俗語人文”,肯定小說的功用價值,另一方面又輕視小說,不能拋棄《漢志》視小說為“街談巷語”的固有思維。但他又能在時代思潮的驅(qū)動下,偶爾放下經(jīng)學家的身段,對小說的“俗”與“美”作統(tǒng)一觀察,這便是他之于近代中國小說觀念演進的價值。

(作者系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