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打開”這個動作成為潛意識進入到母親的頭腦里，是在母親人生的后半場。天微亮是喚醒打開的一個信號，路上并沒有什么行人，而母親開始了她的打開。她打開雜貨鋪的窗，她一天的“打拼”就開始了。

說到“打拼”，實際上母親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雜貨鋪門口的椅子里度過，除去偶爾蹣跚著挪進鋪子為顧客拿貨，連吃飯也在這把椅子里進行。她坐在椅子里，悄無聲息地打量著從鋪子門口經過的每一個人。那些眼見著從年輕變得和她一樣老態(tài)龍鐘的老熟人，那些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小孩兒們，那些從來沒有見過的陌生人。但不管哪類人，他們都是母親的潛在顧客。母親常說，顧客就是上帝。所以母親總是強打起精神收拾好她那重心下移的微笑，盡可能地讓自己看起來更加慈眉善目，以便迎接隨時降臨的上帝。

如果父親去了田地里，也沒有上帝光臨的時候，母親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雜貨鋪門口的椅子里，滿地的雞圍著她轉來轉去。她靜靜地坐在那里，用靜靜地神態(tài)指揮著她的雞吃食；讓狗滾遠點，別在腳下來繞來繞去，繞得她眼花；當然貓是允許在她腿上睡覺的。這是一只漂亮的虎斑貓。我常常驚呼：天哪，是誰讓它長得這么好看？但是，愛漂亮的母親說，漂亮并不能當飯吃。她時常抱怨，作為一只貓竟然不抓老鼠，她想不通。還讓她想不通的是，作為一個農民，年紀不算太老的情況下，她竟然不能下地干活了，這還算是農民嗎？

不說話的母親坐在雜貨鋪門口，宛若一位女王。她的臣民除了前面提及的雞狗貓。在離現在更遠的以前，還有豬。不過她說，豬太能吃，現在她的腿瘸了，再也種不了地，上哪去找那么多豬食？也是，以前，母親的腿好好的、還能下田干活的時候，我們家的豬食也是遠遠不夠的。八只豬成天在豬圈里嚎，房頂都快被掀翻了。姐姐和我一放學就得背著背簍四處割豬草。豬草天天割，除了春天，其余時間長得又那么慢，村子附近的豬草就被我們割得光禿禿的了。好吧，好吧，走很遠的路去很遠的地方——下到對面村的山下去割吧。總之，現在豬是沒有了。此外，那把發(fā)黃的竹編椅也是母親忠實的臣民，幾十年來隨時聽候她的調遣。不過近年來竹編椅開始造反，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悶不作聲。只要母親一坐下去，就吱吱咕咕地抱怨一陣。母親嘆口聲說：你這個老東西，就你話多！

實際上，近二十年來，老熟人也好，陌生人也罷，從母親眼前經過的人越來越少了，村子里已沒有什么年輕人，連小孩子也少有見到了。雜貨鋪的生意日漸蕭條，幾乎賺不了什么錢，母親“靜靜”的時間越來越長了。

雜貨鋪在環(huán)境大變化中走向衰亡，但母親說什么都不愿關掉雜貨鋪。一個春天，我陪母親坐在雜貨鋪門口。村子里很靜，對面的山浮動著一層淺綠。隔壁鄰居的大門緊鎖，院子里長滿了雜草。那家男主人在很多年前就丟掉他背著藥箱到處給村民看病的行當，南下廣州再也沒有回來了。雜貨鋪門前原先的石子路變成了四車道的柏油馬路，車子一輛接著一輛地呼嘯而過。偶爾有熟人經過鋪子門口，媽媽便不失時機地喊住對方，并竭力將其挽留下來。對方買不買東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坐下來。是的，只要坐下來。

那天，我們坐了整整一個下午。也就在那個下午，天黑之前我明白了雜貨鋪繼續(xù)存在的意義。對于被圈在原地、動不了的母親來說，她像被禁錮在一間黑屋里。既然她無法走出去見到太陽，那就開一扇窗讓光照進來，這需要一個合理的借口。雜貨鋪曾經擔任著賺錢養(yǎng)家糊口的重要角色，但隨著它的沒落，它恰好轉變成了媽媽需要的一個借口。自此，雜貨鋪成了媽媽了解外部世界的一個通道，一個場域。如此看來，母親的“靜靜”只是我主觀上的判斷，其實她的內心一直在不停歇地翻涌。我恍然大悟：在母親七十幾年的人生當中，她從來就沒有“靜靜”過。

更重要的是，和母親一起攜手走過四十多年的雜貨鋪，從物理層面上看只是販賣商品的一間屋子，實則是母親精神信仰的棲居地——她是有用的。只要雜貨鋪還在，她的心就被“希望”填得滿滿地。尤其是當她的腿出現問題后，她再也無法用腳步去丈量她的田野，再也無法走向遠方這樣的事實擺在她眼前，她對雜貨鋪的執(zhí)念更加強烈了。所以，房屋被拆遷后第一件事，是立即重建雜貨鋪。既然做不了純粹的農民——母親確實不是一個莊稼好把式，她種的每一樣農作物的收成都不如別人，她那曾在民生公司做過職員的老父親可教不了她如何把地種好。面對這樣的現實，母親下定決心做一個商人，盡管這不是什么大生意。一個人身陷困境，不能什么都不做而等死，這又是母親常說的一句話。

我親眼目睹母親三番五次走出我們的村子，去向更大更廣的地方。我沒有想到的是，長大后我定居在了母親年輕時去的次數最多的一座城市，這似乎是我接替了她年輕時的一個夢。這是她這一生中走過的第二座城市。那個留下她童年記憶的山城是她走過的第一座城市，她常常去朝天門碼頭等著她的父親從那艘巨大的輪船上走下來，不過那里后來成了母親永遠也回不去的一個夢。如今，母親再也不愿意離開她的村子，踏入她曾經有過豪情萬丈理想的第二座城市。那時媽媽是年輕的，腿是健康的。但每次離開之后母親最終都回到了小山村，她放不下家里的三個孩子。在母親三十多歲時，她終于安下心來，修起了村里第一棟樓房，與此同時我們家的雜貨鋪也隨之而來。那時雜貨鋪屬于我們全家的，是我們全家的著落點。

上初中時雜貨鋪由我照看的時間多起來。我當然不像后來母親那樣坐在雜貨鋪門口。我是坐在鋪子里面看書，或者透過鋪子的窗看開得正艷的美人蕉，或者看墻上的那幅掛畫日歷。日歷上的外國女人穿著我后來才知道一種叫比基尼的泳裝。這樣大膽的掛畫我至今都不知道從何而來？那時村子里的年輕人陸續(xù)去了廣東深圳沿海一帶，我的哥哥姐姐也不例外。后來，隨著我去外地讀書，飽受腿疼病折磨的母親徹底被限制在家，照看起雜貨鋪來，把進貨的工作完全交由父親。這以后，從形式到內容，雜貨鋪的所有格由“我們的”變成了“她的”，完全屬于母親一個人的了。

重建后的雜貨鋪從住房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存在。它站在路口，像一座孤島。盡管雜貨鋪離住房只有一百米的路程，但對母親來說，也是遙不可及，母親的住房就設置在雜貨鋪貨內。母親二十四小時生活在雜貨鋪里，與雜貨鋪融為了一體。如果雜貨鋪會說話，我叫一聲母親，它大概會附和母親一起應答。

雜貨鋪從新到舊，從老址到新址，從繁華到沒落，母親也從年輕走向了暮年。從某種意義上講，母親與她的雜貨鋪是榮辱與共，白頭偕老。

如今，即使沒什么人光顧，在母親的安排下，凡是與人相關的東西，雜貨鋪里都有的。這里“與人相關”中的“人”包含了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活著的人無非就是油鹽醬醋茶，與農事相關的肥料等等。那么死去的人呢？在祭日、清明或者春節(jié)，活著的人為死去的人捎去成堆的紙錢，也進行了一年中為數不多的探望。

我可以這樣說，村子里的每一個人跟母親的雜貨鋪都有過交道，或者說跟母親有過交道。每一次或大或小的交易，貨幣與商品交換的同時，雙方也交換了或好或壞的生活狀況，而雜貨鋪不動聲色地記錄下了這些碎片。

這里有一個死去的男人活著時的故事，關鍵詞是“酒”。說是故事，其實沒有情節(jié)、起承轉合。結局當然是有的。你知道，每個故事都得有結局。

時間久遠，我想不起那個男人的名字了。男人時常出現在我讀初中一年級階段的雜貨鋪前。如果是在夏天，大多數時間是昏昏欲睡的午后，他頂著烈日而來；如果冬天，他會在天黑前一小段時間里出現在雜貨鋪門口。他身上的錢只夠買二兩酒，拿到酒后他站在鋪子門口一飲而盡，然后離去，從不多說一個字。后來，他用雞蛋來換酒，慢慢地，雞蛋沒有了，他就抓一只雞來，雞換了很多酒，足以讓好多天不出門。再后來就開始賒帳了。我想，那只雞可能是他最后的財產。也許他還動了以狗換酒的念頭，但在農村，狗這種生物家家戶戶都有，不值錢。于是他想到賒賬。最后一次賒賬，我一時找不到賬本，情急之下抓起一支毛筆蘸了墨水在鋪子門板上寫下了他的欠賬記錄。之所以說是最后一次，是因為那次之后，再也沒有見著他了。

沒多久，我就聽說那個男人死了。

男人的眼睛長年通紅腫漲，像兩只水蜜桃掛在臉上，兩顆門牙也已不知去向。這張抽象的臉，讓我想起挪威畫家愛得華.蒙克的油畫《吶喊》中那個捂住耳朵的人。也許，喝酒也是一種吶喊，向他的窮困潦倒吶喊，向他的郁郁寡歡吶喊，向他門前一左一右的兩棵草樹吶喊，向他狗窩里的老狗吶喊。只是他的吶喊是一種無聲的、迂回的形式，盡管他吶喊過了，可是除了他自己，誰也聽不見。

令那個男人沒有想到是，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欠賬記錄依然在雜貨鋪的門板上清晰可見。直到后來政府擴寬馬路，我們家的房屋拆遷，那扇門才被一把火燒掉。我想，那個死去的男人終于松一口氣，從此，他欠人世間的債再也不會有人提及了。

母親，或者村子里的人不愿稱雜貨鋪為雜貨鋪，他們稱之為商店，商店聽起來更高級、更積極向上。但在我，我固執(zhí)地稱之為雜貨鋪。雜貨鋪的重點在于它的雜，在于它的包容，在于它懶散的氣質，在于，它更懂得鄉(xiāng)村。我想，大地上的每一個鄉(xiāng)村，一定都有一個這樣的雜貨鋪，也一定都有一個像母親這樣的店主，一生都在等待她的買主上門。

很多年前，雜貨鋪不遠處的村小消失掉了。隨之消失掉的，還有比母親的雜貨鋪歷史更悠久的一家雜貨鋪，還有比隔壁鄰居家歷史更久遠的一家診所，取而代之的是村子的養(yǎng)老院。后來出生的孩子從來不會知道，這里坐著一排排老人的地方，曾是多少個孩子的童年集散地。

對于離開村子的那些人來說，母親的雜貨鋪猶如地標般的存在，上面刻滿歷史的剪影。多少年來，它一直就在那里。即使黑夜歸來，只要看到了母親這間亮著燈光的雜貨鋪，他們就知道沒走錯路，他們到家了。

打開。打開雜貨鋪。這是母親自己對自己舉行的一場重要儀式，那些待在暗處或亮處的商品是證明她作為一個有用之人的憑據。不管有沒有買主，不管是陰天雨天，還是晴天，“打開”這個動作，母親一天也不會停下來。

（首發(fā)于中國作家網駐站內刊《四川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