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揚與俄蘇文學（上）
內(nèi)容提要：俄蘇文學，尤其是蘇聯(lián)文學，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文學。它不僅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作家的文學意識和中國文學的精神氣質(zhì)，還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和規(guī)約模式的建構。周揚是中俄文學之交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他崇拜蘇聯(lián)和蘇聯(lián)文學，認同和接受蘇聯(lián)文學所提供的文學觀念和文學經(jīng)驗。根據(jù)豐富而可靠的材料，分析周揚對蘇聯(lián)和蘇聯(lián)文學的全面接受和絕對認同的隨順態(tài)度，分析他在理解和闡釋“生活”和“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等重要概念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分析他的尼采主義氣質(zhì)、兩種聲音及教條主義問題，這不僅有助于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總結經(jīng)驗和教訓，也有助于我們形成自覺而成熟的文學意識，從而更加理性地處理與世界別國的文學關系。
關鍵詞： 周揚 蘇聯(lián)文學 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 教條主義
文學是關于人類生活的個性化和詩性化的精神現(xiàn)象學。它是發(fā)生在個體內(nèi)心特殊的精神事件。個性是文學的生命之源。沒有個性，就不會產(chǎn)生有生命力和普遍影響力的文學。
文風的變化和文學的發(fā)展，雖然會受到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但決定性的推動力量，卻是來自文學內(nèi)部，來自那些具有獨立個體人格的先知先覺的作家和批評家。非文學和非個性的外部力量也許會影響作家的文化立場和生活方式，但是，很難從根本上推動文學的進步和發(fā)展。
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最大的文風革新，就是著名的“古文運動”。作為這個文學變革運動的倡導者，作為改變了自己時代文學風氣的非凡人物，韓愈就像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所說的那樣：“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浔赜胁灰佬味ⅲ皇蚜Χ?，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氻n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之，復歸于正……”1韓愈的“匹夫”之“一言”憑什么成為人們服膺的“天下法”？因為它是不恃非文學和非個性的外部之力，而是靠文學內(nèi)部的個體的精神力量；因為它不是用權力和威勢壓服人，而是用道理和事實說服人。
果戈理是俄羅斯文學史上韓愈式的領袖人物。只是，他不張旗幟，不喊口號，唯以作品來示人軌范。車爾尼雪夫斯基稱他為“俄國文學可以自豪的唯一學派”的“領袖”2，甚至視之為“俄羅斯散文文學之父”3。果戈理靠著自己的個體力量和個人經(jīng)驗，改變了俄羅斯文學的精神氣質(zhì)，幫助俄羅斯文學走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老路，轉向現(xiàn)實主義的新途。他教會俄羅斯作家關注底層“小人物”，培養(yǎng)了他們反諷的智慧和勇氣；他將溫柔的同情與嚴肅的批判完美地結合了起來，將詩性化的抒情與客觀性的描寫完美地結合了起來。
然而，在社會劇變時代的特殊情勢下，文學上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人，很有可能并不是那些尋常意義上的個體身份的文學領袖，而是那些擁有巨大權力和很高地位的非個體身份的特殊人物。周揚就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具有多重非個體身份的特殊人物。他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左翼運動的領導者與組織者，也是中國當代文學觀念體系和制度模式的主要確立者。周揚在文學上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他的非個體化的政治身份，而不是他的個體化的文學身份。他是一個非個體身份的發(fā)話者，而不是個體身份的對話者。他沒有在自己與作家和藝術家之間建立積極的對話關系，也沒有在自己的文學身份與政治身份之間維持和諧而平衡的關系。
周揚是一個性格復雜的人。他既多情，又無情——他的無情，既表現(xiàn)在對許多知識分子和作家猛厲的批判上，也表現(xiàn)在對第一任妻子吳淑媛薄情的態(tài)度上4；他既堅強，又脆弱——他是那樣喜歡流淚，簡直到了叫人“我見猶憐”的程度；他身上既有溫文爾雅的書生氣，又有使人望之儼然的官僚氣。在張光年的記憶里，周揚“每天就知道工作，熱心工作，要么就批評人。他用人，但不知道關心人，不理解別人的心理”5。正常情況下，他言語喁喁，尚不失讀書人的氣質(zhì)，一旦風云突變，進入斗爭狀態(tài)，他的玉面生威，他的霹靂手段，就會使人不寒而栗。看看他1942年所寫的《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看看他1958年發(fā)表的《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你就會知道手執(zhí)鋼鞭的周揚有多么厲害。
著名詩人和學者曾卓在訪談中這樣評價作為理論家的周揚：“政治斗爭麻痹了他的真正審美能力。作為一個理論家來評價，他的許多文章現(xiàn)在看，只有史料價值，從中來了解文學斗爭的發(fā)展。但基本上沒有藝術的建樹，也沒有豐富世界文學理論。何況有些文章對他本人來說也是不光彩的?！?平心而論，周揚算得上天分頗高的學者和批評家，也曾寫過很有分量的文章。他的《我們需要新的美學》，雖與梁實秋和朱光潛論辯，但態(tài)度謙虛，論述縝密，尚不失學者之風范；《現(xiàn)實主義與民主主義》一文，幅制雖短，但強調(diào)作者之權利，反對外來之束縛，提倡“說直話的文學”，亦頗有獨到之觀點；他評論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能貼著作品說話，能理解作者的苦心，甚至罕見地為作家“描寫社會中的黑暗的消極的現(xiàn)象”7的權利辯護。但是，他的那些發(fā)令性質(zhì)的報告和聲討性質(zhì)的講話，時過境遷，回頭再看，確實讓人難免有點難堪。周揚也翻譯文學作品，也寫批評文章，但是，無論他的文學翻譯，還是他的文學批評，都不足以使他成為韓愈和果戈理那樣的文學領袖。他是被動的闡釋者，而不是主動的建構者。他并沒有為自己的時代提供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文學思想——一種具有普遍而持久的影響力的文學思想。
文學是改造社會的工具，也是革命斗爭的利器。周揚接受那種充滿自信和激情的功利主義文學觀。他試圖用外國文學來改造中國文學，最終用改造后的文學來服務中國的政治革命。在關注和輸入世界文學的最初兩年，他至少寫了三篇文章介紹美國文學的論文和“近訊”。然而，從1931年到1942年的十多年間，除了《巴西文學概觀》和《從比蘭臺羅說到文學上的悲觀主義》，周揚的幾乎所有精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對俄蘇文學——尤其是具有示范意義的蘇維埃文學——的介紹和宣傳上。從1933年到1936年底，譯介蘇聯(lián)文學，擴大蘇聯(lián)文學的影響力，就是周揚文學工作的主要內(nèi)容。
1930年，尤利烏斯·伏契克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今天的莫斯科是世界的真正中心。人類未來全部歷史的最初幾章都是在這里產(chǎn)生的?！?對于那些充滿革命熱情的文學工作者來說，莫斯科也是世界文學的“真正中心”，而蘇聯(lián)則是一切進步文學精神上的祖國。周揚熱忱地崇拜蘇聯(lián)，熱忱地崇拜蘇聯(lián)文化和蘇聯(lián)文學。1950年代初，他對兒子周艾若說：“有兩個東西你要崇拜，迷信。一個是蘇聯(lián)，一個是毛主席?！?迷信化的崇拜意味著喪失原則的屈從，意味著失去方向的盲從。誰若將絕對化的崇拜當作自己的基本信條，那么，他就有可能放棄理性的分析態(tài)度，就有可能不加判斷地接受來自崇拜對象的任何東西。對蘇聯(lián)絕對性質(zhì)的崇拜和迷信，決定了周揚在接受蘇聯(lián)文學的時候，不可能有冷靜的理性意識，也不可能有分析的批判態(tài)度。他只能是權威的文學觀念的被動闡釋者，而不可能成為新的文學觀念的主動建構者。
周揚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致祝詞的時候，就曾這樣表達了對蘇聯(lián)文學的感激之情和高度評價：“蘇聯(lián)的文學，是人類最先進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學……這種文學給了全體進步人類以光和熱，以溫暖和力量，因而很自然地贏得了人們的衷心喜愛和崇高敬意?！?0在周揚的理解中，中國當代文學與蘇聯(lián)文學的關系，就是“眾星”與“北辰”的關系。他引用《論語》中的話，以一種“至矣極矣，蔑以加矣”的語氣，來贊美蘇聯(lián)文學：“蘇聯(lián)文學已經(jīng)成為整個世界進步文學運動的核心。中國有句古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可以用來恰當?shù)匦稳萏K聯(lián)文學與世界各國進步文學的關系?！?1這個貌似雅致的形容，其實并不得體，也不恰當，甚至壓根就是錯誤的。因為，這個擬于不倫的形容，將中國文學嚴重地矮化和邊緣化，又將蘇聯(lián)文學過度地神圣化和中心化；因為，就文學的主體地位和文化的獨立性地位來看，各個國家之間的文學是平等的，亦各有其特點和價值，彼此之間根本不是以哪個國家的文學為絕對“核心”而“眾星拱之”的關系。
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周揚還向蘇聯(lián)文學界提供了這樣一個足以令人詫愕的數(shù)據(jù)：“建國五年來，蘇聯(lián)文學作品被譯成中文的就有六百余種，有的書每種銷數(shù)一百萬冊以上?！?2這其中固然有《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和《金薔薇》（內(nèi)部發(fā)行）等為數(shù)不多的偉大作品和優(yōu)秀作品，但絕大多數(shù)屬于缺乏文學價值和精神價值的三流作品。誰若認真而大量地閱讀了1950年代譯成中文的蘇聯(lián)文學作品，誰就會知道其中有多少淡乎寡味的平庸之作，誰就會知道我們在蘇聯(lián)文學翻譯上曾經(jīng)多么盲目和荒率。
雖然周揚也曾翻譯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雖然他也曾閱讀別林斯基、普列漢諾夫和杜勃羅留波夫的批評著作，但是，這些偉大的作家和文學批評家似乎并沒有改變他的文學意識，并沒有賦予他別樣的文學氣質(zhì)。他全盤接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學思想，卻并未留意到其中的“生活”概念的復雜性，也未曾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理論的核心理念提出質(zhì)疑和批判。
如果說，不談周揚，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的很多問題很難說清楚，那么，不談俄蘇文學，則周揚的文學觀念體系和文學規(guī)訓模式，同樣很難說清楚。周揚1930年代所宣達和信奉的主要文學觀念，他所選擇的文學管理方式，大都來自蘇聯(lián)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和文學制度體系。周揚的文學思想，本質(zhì)上就是蘇聯(lián)的文學思想，即以列寧主義為基本原則、以日丹諾夫主義為規(guī)訓模式、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主體論為核心觀念的文學思想。細致而理性地分析周揚與蘇聯(lián)文學的關系，既有助于我們總結過去在中俄文學交往中的經(jīng)驗和教訓，也有助于我們在未來的文學交往和比較研究中，更加自覺地處理與世界別國的文學關系。
我們需要一種更加開闊和成熟的世界文學意識。世界文學是屬于全人類的平等而多元的文學。任何時候，都不能將某一國家、某一民族或某一時代的文學，置于其他國家、民族和時代之上。我們要將自己置于世界之懷抱，又將世界納于自己之內(nèi)心，從而達到這樣的精神自覺——內(nèi)不失自我和個性，外不失世界和人類。唯有處理好這“內(nèi)”與“外”的關系，我們的文學才能成為同時具有民族個性和人類共性的成熟而健全的文學。
全盤接受與絕對信從
在1920年代至1960年代，蘇聯(lián)文學就像蘇聯(lián)這個國家一樣，通體閃耀著令人目眩的光環(huán)，強烈地刺激著人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這是一種無論在美學上，還是在道德上，都顯得自信而驕傲的文學。正統(tǒng)的蘇聯(lián)文學相信自己是最偉大的文學，具有無與倫比的先進性和正確性。它把生活浪漫化，把一切政治化。它是文學化的《理想國》，是政治化的《太陽城》。很多時候，它看得見黎明，卻看不見暗夜；喜歡做令人陶醉的“光明夢”，卻無視甚至遮蔽無邊的苦難和無盡的眼淚。它用充滿幻想和詩意的修辭，描寫人在勞動和戰(zhàn)爭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超出人性極限的非凡品質(zhì)，描繪充滿超人色彩的道德肖像和充滿烏托邦色彩的生活藍圖。
托洛茨基在1908年4月12日所寫的文章中，就預言了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在徹底改造人類和改變歷史方面所具有的非凡魄力和巨大力量：“我們的時代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看不到這一點的人應該感到遺憾！——就在于它首次為世界歷史奠定了基礎。它在我們的眼前把人類這個概念從人文學的憑空想象變成了歷史的現(xiàn)實?！?31925年3月10日，布哈林在題為《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命運》的發(fā)言中說：“我們要將最后一個廚娘提高到能夠擔負國家任務的水平?！龠^幾年我們將率領整個亞洲?！?4蘇聯(lián)文學也有著這樣的自信和抱負。它相信自己是最有征服力和影響力的文學，就像高爾基1935年3月7日在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理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所說的那樣：“我國文學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文學。”15高爾基所說的“我國文學”，首先是指蘇聯(lián)文學。他常常將蘇聯(lián)文學與俄羅斯古典文學對立起來。他有時也贊美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但卻更經(jīng)常地懷著巨大的不滿蔑視它和批判它?？纯锤郀柣鶎昀淼馁H低16，看看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否定17，看看他如何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來貶抑“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你就會發(fā)現(xiàn)他總是將蘇聯(lián)文學置于俄羅斯古典文學之上。高爾基的這種自信而驕傲的文學態(tài)度，就是蘇聯(lián)主流文學的基本態(tài)度。
對于20世紀初葉的處于發(fā)軔期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來講，蘇聯(lián)文學傳遞著真理的聲音，指示著正確的方向，閃耀著黎明般的光芒，是最值得中國讀者閱讀的文學，也是最值得中國作家?guī)煼ǖ奈膶W?！耙远頌閹煛奔仁切梁ジ锩鼤r期的中國在政治上的道路選擇，也是辛亥革命時期及后來很長階段中國文學的道路選擇。然而，由于空間的阻隔和信息閉塞等文化交流上的客觀障礙，中國學者對蘇聯(lián)文學的了解和認知并不全面，而全盤接受的認同態(tài)度，則使人們在介紹蘇聯(lián)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的時候，缺乏冷靜的分析和客觀的判斷。周揚在介紹和評價蘇聯(lián)社會、蘇聯(lián)文化和蘇聯(lián)文學的時候，就存在這樣的問題。1958年，在《亞非作家會議上的報告》中，他抨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文化，批判林語堂的“封建買辦文化”，稱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敗類，一個叛徒”18；同時，他又用不切實際的夸張語言贊美蘇聯(lián)：“蘇聯(lián)是地球上出現(xiàn)的第一個廢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剝削的社會主義國家。豪邁的蘇聯(lián)人民所創(chuàng)造的光輝的新文化把我們?nèi)祟惖奈拿魈嵘搅艘粋€史無前例的新的高度。”19事實上，蘇聯(lián)的社會發(fā)展和文化建設，經(jīng)歷了曲折而艱辛的歷程，其中固然有空前的巨變和非凡的成就，但也充滿了挫折、失敗和教訓，遠遠沒有達到“史無前例的新的高度”。
周揚于1933年發(fā)表的《十五年來的蘇聯(lián)文學》，是一篇介紹蘇聯(lián)的政治斗爭、社會改造和文學發(fā)展狀況的文章。此文是根據(jù)1933年Voks上發(fā)表的則林斯基的論文改寫而成的。則林斯基所采用的材料，與蘇聯(lián)的官方文件和媒體所提供的信息，大體上是同條共貫的。周揚的這篇文章這樣概括“這個時期中蘇俄文學的主要的特征”：“一切古舊的‘火坑’都動搖起來了。農(nóng)村變成了集體農(nóng)場。知識階級的生活不能不跟著社會主義建設一同前進；文學中的階級斗爭帶著公然的不可調(diào)和的性質(zhì)了。”20夸張的行文語氣和強烈的主觀色彩，顯示著信息傳遞方和信息接收方共同的政治訴求和文化想象。周揚還介紹了肖洛霍夫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主題和態(tài)度上的變化，說他不僅“選擇了新的更有積極性的主題”，即表現(xiàn)集體化題材的主題，而且，“作者對于他的主人公的態(tài)度也變更了，社會主義的不可抵抗的勝利指示了他一條對于生活的不同的解釋”21。事實上，肖洛霍夫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態(tài)度，并沒有什么根本性的變化。他依然用人道主義的態(tài)度和現(xiàn)實主義的方法，來寫復雜的人性和復雜的生活；依然以荷馬史詩式的悲劇敘事，來寫幾乎所有人物的痛苦和不幸。正因為作者的態(tài)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正因為他堅持了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偉大傳統(tǒng)，《被開墾的處女地》才成為可以與《靜靜的頓河》相提并論的偉大作品。別爾嘉耶夫說：“托爾斯泰時時處處都在描寫接近大自然的生活真理，描寫勞動的真理、出生和死亡的深度，并把它們與在文明里所謂的‘歷史的’虛偽和不真實進行對比?！?2肖洛霍夫固然沒有達到托爾斯泰的思想家的高度，也不像他那樣顯示出哲學家的深刻，但是，他的小說卻像托爾斯泰的偉大作品一樣，描寫了大自然的美麗和啟示，描寫了生活和勞動的真理，描寫了生與死的歡樂與痛苦，甚至描寫了歷史和現(xiàn)實的真面目。
托洛茨基對俄國革命有巨大的貢獻，在文學方面亦有很高的修養(yǎng)。他固然不是無可挑剔的道德完人，但也并不像必欲將他置于死地的人所沮誹的那樣一無是處。然而，周揚卻不僅沒有客觀地認識和評價他的公心和耐心，還接受了蘇聯(lián)官方對于托洛茨基的極不公正的政治審判，傳播了關于他的近乎誣陷的虛假信息。在《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一文中，周揚這樣痛快淋漓地攻詆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本人隨著他后來在政治上的完全反動，他由理論上否定無產(chǎn)階級文學一直發(fā)展到了謀害高爾基這無產(chǎn)階級文學之最偉大的代表者這樣的血腥行為。托洛茨基的名字早已和革命文學不能兩立。全世界全中國一切知道了這種情形的善良的人們，革命的青年，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也都把托洛茨基及托派看成自己的仇敵了?！?3事實上，托洛茨基并沒有否定無產(chǎn)階級文學，而是主張將它向共產(chǎn)主義境界的無階級文學提升，從而最終將人的精神素質(zhì)和心靈生活的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將無可比擬地更有力，更聰慧，更機敏；他的身體將更協(xié)調(diào)，其動作將更有節(jié)奏，其聲音也將更有音樂感。生活方式將具有富于變動的戲劇性。中等類型的人也將達到亞里士多德、歌德和馬克思的水平。在這一山脈上將聳起眾多新的高峰。”24你可以批評他的頭腦里充滿了幼稚的甚至瘋狂的關于人和文學的烏托邦想象，但是，你絕對不能誣稱他的意識里有“否定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反動念頭。至于指控托洛茨基謀害高爾基，更是近乎荒唐的陷害和污蔑，因為，這個被稱為“紅軍之父”的人，1927年11月就被開除出黨，1929年1月又被驅逐出蘇聯(lián)?？v然他主觀上有此動機，客觀上亦無此可能。至于“托派”一語，則與所謂“肅反”屬于同一性質(zhì)，完全是為了徹底肅清政敵而炮制出來的罪名。
關于高爾基之死，俄羅斯著名的高爾基研究權威巴拉諾夫經(jīng)過對大量的資料和細節(jié)的分析，得出了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投毒謀殺的結論。人格化的死神按照設定好的節(jié)奏向高爾基步步逼近。1934年5月，高爾基的兒子馬克西姆非正常死亡；1935年5月18日，“馬克西姆·高爾基號”客機在莫斯科郊外上空遇難，“機組成員和乘客全部遇難”25；“有理由斷定，獨一無二的多發(fā)動機客機的墜毀是……旨在反對高爾基所采取的國家恐怖主義的一種手段，是經(jīng)過精心策劃的”26。1935年9月，高爾基對他從前的助手什卡帕說：“好像給困起來一樣，寸步難行！”271936年，死亡的巨大輪盤，終于吱吱嘎嘎地轉到了高爾基面前。某氏派人送來一只精美的糖果盒：“高爾基素來熱情好客。這一回，他慷慨地把糖果分送給兩位在其身邊工作的護理員，自己也吃了幾粒。一小時后，三人開始胃痛，痛得撕心裂肺，又過了一個小時，三人一起死亡。立即做了解剖。結果？不出我們最壞所料，三人均因中毒身亡?！?8事實上，早在1936年，蘇聯(lián)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高爾基文獻資料室主任巴拉霍夫就反對高爾基“自然死亡”的觀點；他“從諾曼底收集并分析了大量說明30年代的社會氛圍、高爾基所處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與政治環(huán)境，以及斯大林與高爾基在發(fā)展文化的路線上日益加深的分歧等資料”。29高爾基是蘇聯(lián)作家的保護人。他解救過很多陷入困境甚至死地的優(yōu)秀作家?，F(xiàn)在，這個蘇聯(lián)文學之父不明不白地死了，蘇聯(lián)作家的巴托羅繆之夜隨之降臨了。1937年，克格勃開始對蘇聯(lián)作家展開大規(guī)模殺戮：“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當年犧牲的作家達1000人?！?0直接指揮謀殺高爾基和殺戮大批作家的人，就是口含天憲的克格勃領導人雅戈達。當此時也，亡命天涯的托洛茨基——《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形容他是“像蟲子一樣軟弱無力的白衛(wèi)小丑”31——自顧尚且不暇，哪有機會算計跟他并無多大利害沖突的高爾基，哪有機會從容不迫地剝奪成百上千蘇聯(lián)作家的生命。周揚信之不疑的托洛茨基的“血腥行為”，純屬嫁禍于人的無稽之談。
周揚甚至接受了日丹諾夫式的文學管理模式和文學批判模式。日丹諾夫是蘇聯(lián)主流文學訂貨和生產(chǎn)的總監(jiān)，也是蘇聯(lián)文學界大批判模式的第一執(zhí)行官。他在批評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等人的時候表現(xiàn)出來的傲慢態(tài)度和粗暴作風，給那些像他一樣掌握著知識界和文學界生殺予奪大權的管理者帶了一個很壞的頭。他的嘴里飛濺著刀片一樣鋒利的惡言詈辭。他誣稱左琴科是“下流家伙”“文學流氓”和“非蘇維埃作家”32。他不僅把阿赫瑪托娃的詩歌貶得一錢不值——“阿赫瑪托娃的作品能給我們的青年帶來什么教益呢？除了害處，什么也沒有”33，還用近乎粗鄙的語言攻擊她的人格，說她是“混合著淫穢和禱告的蕩婦和尼姑”34。在規(guī)模巨大的公共空間，發(fā)表如此缺乏教養(yǎng)的言論，這不僅會對人們的文化意識和文化行為造成消極的影響，而且還會導致語言本身的污染和敗壞。王蒙在《全知全能的神話》中說：“日丹諾夫不論主觀上怎樣自吹自擂自高自大，他帶來的是蘇聯(lián)文學的空前浩劫，是扼殺文藝生機與蘇聯(lián)各族人民生機的空前災難?！?5蘇聯(lián)文學所遭受的“空前浩劫”，蘇聯(lián)各族人民所承受的“空前災難”，日丹諾夫確實與有力焉，確實難辭其咎，但“不論主觀上怎樣自吹自擂自高自大”，客觀上亦絕非他一人所能“帶來”。文徵明《滿江紅》詞云：“笑區(qū)區(qū)一檜亦何能，逢其欲?！?6非虛語耳，良有以也。
然而，周揚不僅全然沒有意識到日丹諾夫的問題，反而欣賞他殺伐決斷的魄力和做派。張光年回憶說：“記得1952年文藝整風時，在文聯(lián)黨組擴大會議上喬木做動員報告，我和周揚坐在一起，他悄悄地對我說：‘你看喬木的報告還有點日丹諾夫的味道哩！’他的語氣是贊賞的。在文藝觀點上，他倆是很接近的?！?7在一篇先后發(fā)表于蘇聯(lián)的《旗幟》雜志和此間的《人民日報》的文章中，周揚高度評價“日丹諾夫同志的關于文藝問題的講演”，視之為“最豐富和最有價值的經(jīng)驗，給予了我們以最正確的、最重要的指南”38。事實上，日丹諾夫“所建構起來的文藝規(guī)約模式和‘大批判’模式，也極大地影響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實踐，給那些‘以俄為師’的國家起了很壞的示范作用，造成了世界性的惡劣影響。中國就是日丹諾夫主義的最大受害國。中國的那些簡單而狹隘的文學理念，那些由上層主導的胡天胡地的‘大批判’運動模式，都清晰可見地烙著日丹諾夫主義的紋章”39。假若周揚能夠理性地審視日丹諾夫，審視他的充滿詆毀和謾罵的“大批判”，他就不會對他的那種“味道”表示欣賞，而中國的作家所感受的溫暖和關懷，也許就會多一些，所承受的無端的打擊和嚴重的傷害，也許就會少一些。
從延安時期開始，周揚主持過多次對作家的“搶救運動”和批判運動，也傷害過不少人。延安“搶救運動”期間，周揚是魯迅藝術學院的院長，而“魯藝”則是“搶救運動”的重災區(qū)：“據(jù)說，魯藝大約有80％以上的人被打成了‘特務’，有的系到最后只有兩個人不是‘特務’了。1943年5月23日，周揚笑著對別人說，他過去是特務學校校長，現(xiàn)在是反省院院長。他還在大會上宣稱，一定要把搶救運動搞下去，就是搞到剩我一個人也要搞下去；就是魯藝全是特務，就我一個人是共產(chǎn)黨員，我也能戰(zhàn)勝你們！”40難怪一位“挨過整的老延安”提起周揚在主席臺上的“派”，“就破口大罵”41；“……經(jīng)歷坎坷的老作家舒群，談起周揚的風度，就氣不打一處來?！?21957年，唐達成根據(jù)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論，寫了一篇7000字的長文，題目叫作《繁瑣公式可以指導創(chuàng)作嗎？——關于寫新英雄人物與周揚同志商榷》，質(zhì)疑周揚的寫英雄可以不寫“非本質(zhì)的缺點”的觀點，不意竟惹怒了周揚。他給唐達成戴了一頂很沉重、很可怕的政治帽子：“唐達成拿資產(chǎn)階級的語言向黨進攻。”43周揚可能忘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是他自己心儀的批評家；他可能忘了，他曾寫過多篇介紹此人文學思想的文章，從而使“生活”成為新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概念。直到晚年，張光年還對周揚身上的“日丹諾夫”式的態(tài)度和作風，耿耿于懷，深表不滿：“他太缺少友情，在歷次運動中，有些情況本來可以較早地對我們這樣的人有所提醒，但他沒有。他對上面的東西，無論對的錯的，太忠實了，無條件地全盤接受，而且雷厲風行地執(zhí)行。別人要是有點情緒，他就發(fā)火。沒有友誼，缺乏同志式的溫暖。”44周揚原本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然而，在日丹諾夫們的影響下，他的性格逐漸發(fā)生了“異化”，對自己同志的態(tài)度，也變得越來越嚴厲，越來越無情。
周揚對蘇聯(lián)文化信息的全盤接受，以及對這些信息的盲目信從和錯誤傳播，還典型地表現(xiàn)在對夏里亞賓的抨擊和批判上。
夏里亞賓（即周揚文章中的“夏里賓”；1873—1938）是享譽世界的偉大的歌唱藝術家，被譽為“世界低音之王”。1909年，英國青年哈里斯在巴黎聽了夏里亞賓的“歌喉”，稱贊他“展示了俄羅斯的靈魂。熱烈、光明、忘我！”45事實上，夏里亞賓還是一個天賦很高的作家。他的《面罩與心靈——劇場生活四十年》，敘述暢達，描寫傳神，充滿生動的細節(jié)，使人讀來毫無倦意，無疑是第一流的傳記文學作品。
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間，夏里亞賓先后在哈爾濱、上海、北京和天津四大城市舉行獨唱音樂會，受到廣大中國觀眾的熱烈歡迎，引起了中國文化界的巨大轟動。施蟄存曾撰文高度評價他，稱之為“為了人類的藝術家”。然而，周揚觀察的角度和評價的尺度，不在他的藝術成就，而在他的政治行為。他知道影響巨大的夏里亞賓出走事件，也知道此事在蘇聯(lián)引發(fā)的劇烈反應和猛烈批判。早在1933年，他就懷著同仇敵愾的義憤，寫了一篇題為《夏里賓與高爾基》的短文，一邊反駁施蟄存的觀點，一邊對夏里亞賓大加撻伐。他從一篇顯然是來自蘇聯(lián)的關于夏里亞賓的文章中，概括出了這樣的“論旨”：夏里亞賓是一個“卑鄙，貪婪，欺騙的，侍奉貴族的歌伶”46。這里的每一個形容詞和修飾語，都是忮刻而無根的，顯示著關于夏里亞賓的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以及對夏里亞賓嚴重的人格攻詆。
1922年，夏里亞賓離開俄羅斯到法國定居。他的去彼取此，洵然有情可原，完全用不著過度反應。然而，蘇聯(lián)的文化界卻連年累月地聲討他，媒體則連篇累牘地攻訐他。1927年6月30日的《赤色報》這樣對夏里亞賓的名字進行道德審判：“夏里亞賓的名字將成為絕對的道德墮落的同義詞，因為它意味著一個為了金錢從本國人民一方逃向本國人民死敵一方的人?！?7在1927年7月2日的《真理報》上，則發(fā)表了一篇題為《開朗的性格》的尖酸刻薄的諷刺文章；此文的作者科利佐夫給夏里亞賓畫了這樣一幅人格圖譜和道德肖像：
夏里亞賓在蘇維埃時代未能成為他理應成為的人：做一個藝術和劇場的一切大門都向他敞開的平常的演員。他，這只十普特重的嘶聲啼叫的小鳥兒，在俄國平原上感到煩悶。并非這只小鳥兒沒有食吃。它啄的食物可真不少。我們親眼見到一些師團，一些大廠，從自己微薄的配給中勻出整馬車整卡車的面粉、原糧、布匹，付給這只小鳥兒，作為聽它啼叫的快樂的報酬。小鳥兒毫不客氣，大口啄食，但是，俄國觀眾的模樣，他的破舊的托爾斯泰式短衫，臟鞋，叫夏里亞賓惡心。他希望臺下坐著另一類觀眾——身穿黑色燕尾服、前胸漿得硬挺挺的男士，皮膚細嫩珠光寶氣的女人。48
在這里，你看不到對人和事實的最起碼的尊重，看不到作者最起碼的文化教養(yǎng)；在這里，幾乎所有關于夏里亞賓的信息都是虛假的，幾乎所有對夏里亞賓的批評都充滿了惡意的詆毀。這不是文質(zhì)彬彬的批評和對話，而是流里流氣的撒潑和罵街。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人的去留，本是一件極為尋常的事情，本是一個尋常到幾乎不值得討論的話題。但是，對于一個特殊的社會來講，留下才是忠誠，出走即是背叛。夏里亞賓的出走讓那些愛憎分明的蘇聯(lián)人憤怒，也讓崇拜和支持蘇聯(lián)的周揚憤怒。所以，周揚對夏里亞賓的批評，也像科利佐夫一樣尖銳而不留情面：
革命后，夏里賓之所以肯和工人們往來，甚至不惜贊美新興勢力者，也不過是為了自己生活的保障和安全。工人們卻老老實實地相信夏里賓是他們的藝術家，寧肯節(jié)衣縮食，來供給這位藝術家的不能饜足的需要。但他們是受騙了。夏里賓終于想出了一個巧妙的口實，一溜煙地離開了他的祖國，永遠回到他所侍奉的貴族的懷抱中去了。49
如果略加對照，你就會發(fā)現(xiàn)，周揚的《夏里賓與高爾基》所采用的關于夏里亞賓的關鍵信息，所提供的定讞性質(zhì)的基本結論，幾乎全都來自科利佐夫的文章《開朗的性格》；你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科利佐夫和周揚——所采擇的思維方式和批判邏輯，也是高度一致的。只不過科利佐夫的風格是戲謔的、挖苦的，充滿了對夏里亞賓人格上的侮辱，而周揚的批評則是嚴厲的、譴責的，充滿了對夏里亞賓道德上的撻伐。盡管周揚改變了《真理報》所載文章的近乎輕薄的行文語氣，改變了那種近乎辱罵的修辭方式，但是，他對夏里亞賓的批評，仍然充滿了人云亦云的不實之詞，仍然充滿了原情定過的誅心之論。
那么，夏里亞賓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為什么要離開自己所深愛的祖國？他果真如科利佐夫所說的那樣，是一只“十普特重的嘶聲啼叫的小鳥兒”嗎？他果真如周揚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不能饜足的需要”，而“一溜煙地離開了他的祖國，永遠回到他所侍奉的貴族的懷抱中去了”嗎？他果真像批評者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自私自利的蠅營狗茍之徒和趨炎附勢的投機主義分子嗎？我們有責任抱著平恕和求真的態(tài)度，給讀者提供一些別樣的信息和結論。
事實上，夏里亞賓是一個情感真摯的人，一個人格高尚的藝術家。他說：“我對生活的態(tài)度是熱烈的。”50他心里裝著俄羅斯。他熱烈地愛她。在遠離俄羅斯的日子里，他常?！耙蛳肽疃砹_斯的風景，俄羅斯的春天，俄羅斯的白雪，俄羅斯的湖泊和俄羅斯的森林而憂傷”51。他深刻地理解了俄羅斯的心情，感受到了她的悲傷與憂愁：“俄羅斯的憂愁是無底的?！?2他愛俄羅斯人民。他同情他們的命運和遭遇，也發(fā)現(xiàn)了他們性格上的優(yōu)點和缺點，心靈上的光明和黑暗。在他看來，俄羅斯人的內(nèi)心充滿了復雜的東西，充滿了矛盾的甚至幾乎完全不相容的東西：
在俄羅斯人的心靈中與詩和美并存的還有深重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罪惡。姑且說這是全人類共有的罪惡——不寬容，嫉妒，兇狠，殘酷，但我們俄羅斯人的天性就是這么奇怪，其中的一切，好的和壞的，都采取著失度的形式，濃縮到不尋常的濃度。不僅僅我們的激情和我們的沖動像是把人卷得兩眼發(fā)黑的俄國暴風雪，不僅我們的憂愁很特別——有黏性，讓你甩不掉；就連俄羅斯人的消沉，我要說，也有一種穿透力。我們的消沉中的那種貫穿一切的空虛感，和任何歐洲人的苦悶都不相像。這樣的空虛，到夜晚大約會叫人害怕。……俄羅斯人的氣質(zhì)似乎不知道中間狀態(tài)。他的精神狀態(tài)，他的感覺總是極度緊張。……俄羅斯人天性開闊，這毫無疑問，然而在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中卻有多少小肚雞腸、吹毛求疵、爭吵不休的狹隘習氣啊。俄羅斯人的天性是溫存的，富于同情的，然而與此同時在俄羅斯人的生活中卻有多少粗暴的殘忍，折磨人的胡鬧，有時這種胡鬧是無目的的，似乎完全不是為了得到自身利益的。俄羅斯人的精神驚人地細膩，然而在俄羅斯的人際關系中有多少鐵石般的麻木不仁，侮辱性的多疑，蠻橫無理……是的，在任何事上，無論在好事還是壞事上，俄羅斯人都不知道中間狀態(tài)。53
之所以不避絮煩之譏，將夏里亞賓關于俄羅斯民族和俄羅斯人的長長的議論，抄錄在這里，是因為它包含著獨到而又深刻的觀點，是因為它包含著關于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特別重要的認識和思想。夏里亞賓的這些觀點和思想，有著與別爾嘉耶夫和舍斯托夫關于俄羅斯的分析和論斷一樣重要的價值。任何一個渴望理解俄羅斯民族的人，都應該來逐字逐句地細讀夏里亞賓的這些文字。粗暴的殘忍，侮辱性的多疑，折磨人而又無目的的胡鬧，這些東西，我們在俄羅斯人所發(fā)動的殖民主義戰(zhàn)爭中看到了，在日丹諾夫的大批判報告中看到了，在科利佐夫詆誣夏里亞賓的文字中看到了。我們無妨抱著自審的態(tài)度，來想一想這個問題：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我們有沒有沾染上夏里亞賓所批評的這些俄羅斯習氣？有沒有沾染上那種冷漠的、蠻橫的、瘋狂的、虛無主義的習氣？有沒有沾染上那種“折磨人而又無目的的胡鬧”的習氣？
夏里亞賓是既具有良好的文化教養(yǎng)，又具有開闊的世界視野的人。他知道俄羅斯與歐洲文明國家的文化差距。他希望俄國人能像那些文明國家的人們一樣，過上體面而自在的生活。他懷著深深的同情，通過與歐洲國家的對比，揭示了俄羅斯人性格上的問題和生活上的不幸：
俄羅斯人身上有時候存在著這樣一種克服不了的肉體的靦腆，使我覺得非常難過，雖然它有時也是頗為感人的。它叫人難過是因為在深層次的根子上它是我們長期的奴隸地位的反映，更準確地說，是長期的奴隸地位的積淀。我看歐洲人就非常羨慕他們——動作是多么自由，無拘無束，言談是多么輕快！這種自由和輕快并非總是，也并非所有人都是高格調(diào)的，但我在其中畢竟感到歐洲人對自己的個性，對自己不可剝奪的尊嚴的某種肯定?！铱次覀兌砹_斯人，靈魂比風還自由，腦子里飛翔著雄鷹，心坎上夜鷹在歌唱，可是在沙龍里必定會碰翻椅子，灑出茶水，在哪里磕絆一下。讓他在什么宴會上講話，他會緊張得要死，局促不安地說不成兩句話就沒詞了。我再說一遍，這想必是俄羅斯人在威嚴的目光下生活得太久了……54
讀著這樣的文字，你會相信它的作者是一個自私而冷漠的人嗎？夏里亞賓的態(tài)度是如此真誠，心情是如此熱切——他真誠地同情和憐憫自己的同胞，熱切地希望他們擺脫自己內(nèi)心的奴隸氣質(zhì)，熱切地希望他們也能像歐洲國家的人們那樣自由而健康地生活。
事實上，夏里亞賓是一個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他同情弱者，也同情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幾乎有二十年時間我一直同情我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差點認為我自己是個地地道道的社會主義者?！?5而他之所以同情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是因為同情受苦受難的俄羅斯人民：“我熱烈地幻想著我所見到的如此陰暗的俄國人民的生活中將射入新的光明，人們不再如此經(jīng)常地哭泣，如此無謂而渾噩地受苦，如此愚昧而粗暴地酗酒取樂。于是我全心地依附了他們，和他們一道幻想著有朝一日革命將掃除不公正的制度，代之以給俄國人民造福的新制度?！?6因為同情革命，他一開始并沒有離開俄羅斯的想法。然而，他悲哀地發(fā)現(xiàn)，一切都在變化，向著與人們的愿望相反的方向變化。最大的變化，是人心的變化。人們愛的能力在喪失。人們的同情心在消失。仇恨和敵意在到處蔓延。在激烈而冷酷的斗爭中，人與人之間越來越隔膜，越來越冷淡。在革命后的日常生活里，夏里亞賓感受到了許多令他恐懼的東西：
……由于人的本性，由于性格的弱點，近來我開始感到某種難以克制的恐懼。日常交往中不見了我從年輕時就習慣了的那種親切熱忱，那種樸素的人的感情，叫我害怕。以前見到什么人，可以說幾句心里話。你有痛苦——他們會跟你一起嘆口氣；他們有痛苦——你會對他們表示一下同情。在我當時生活的那座瘋人院里，我開始發(fā)現(xiàn)完全看不到人心了。生活變得越來越官樣化，冷淡，無情。連自己的家也不知怎么搞的正在變成“辦公廳”。57
他不僅感受到了日常生活中人際關系的變化，還感受到了直接的威脅。一位負責管理警察局的首長對夏里亞賓說：“你們這些演員，實在說，是應當消滅的。”58而托洛茨基，這個很有文化修養(yǎng)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也說過同樣粗野而兇狠的話：“他曾跑進各個劇院，從頂層樓座或包廂里威脅地揮舞著拳頭，以鄙夷的語調(diào)對觀眾說：‘大街上流著人民的鮮血，而你們，麻木不仁的資產(chǎn)者們，墮落到了這個地步，竟在這里聽著平庸的戲子們嘴里吐給你們的低級無聊的貨色’……”59這種日常性的威脅所造成的恐懼，令他心神不寧，大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他發(fā)現(xiàn)自己正在變成誰也不在乎的多余人：“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我能做的事誰也不需要，我的工作沒有任何意義?！髿⒑蛢鼋Y著智慧，使內(nèi)心空虛，使靈魂絕望?！?0這種巨大的無意義感，會讓任何一個靠著創(chuàng)造意義世界生活的人，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觖望。為了讓自己有正常工作的機會，為了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最起碼的意義，他也只能選擇離開俄羅斯，到一個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夏里亞賓的財富也受到了威脅和剝奪。他的房子和小汽車都被拿走了。他被課以極重的稅款。他們認為夏里亞賓是“有能力向國庫繳納五百萬盧布稅款的。給我送來了這幾百萬盧布的通知書，規(guī)定了付款期限。我費勁地計算著，我干了一輩子，也沒掙到五百萬。我怎么付呢？從銀行取錢？但我銀行里存的錢，‘人民’已經(jīng)從我的賬戶上取走了”61。他已經(jīng)變成幾乎一無所有的窮人。
他不僅沒有收到送給“小鳥”的“整卡車”的食物，反倒常常陷入極度的貧困和饑餓。夏里亞賓貧病交加，心灰意冷，于是產(chǎn)生了逃離俄羅斯的念頭：
我得了一場很嚴重的病。感冒引起了嚴重的坐骨神經(jīng)痛。我不能行動，躺下了。這種沒工資的被迫休息還沒過一個禮拜，我的物質(zhì)狀況就十分危急了?！依锶鄙倜娣邸⑸疤?、黃油的最起碼的儲存。錢也沒有，而且錢也不值什么錢。62
沒有幫助，沒有問候，沒有一句平常的人的語言。我這個凡夫俗子開始覺得，如果夏里亞賓倒斃街頭，有人大約會很高興的。這個可怕的想法，空虛和冷漠，比貧困，比匱乏，比任何鎮(zhèn)壓都更加令我驚駭。那個犯罪的想法——出走，離開，就在這些日子里扎下了根。不管到哪里，反正要走。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孩子們。63
顯然，夏里亞賓是被動地離開俄羅斯的。他是被冷漠和恐懼趕出俄羅斯的，是被貧窮和饑餓趕出俄羅斯的。離開自己的祖國，離開自己所愛的親人和朋友，離開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對任何人來講，都是一件痛苦而悲傷的事情。所以，面對這樣的事情，無論什么身份的人，如果他具備最起碼的同情心，如果能設身處地地理解夏里亞賓的處境，那么，他就不會像科利佐夫那樣嚴厲地責備他，更不應該用編造出來的故事和刻薄的語言侮辱他。
就文化性格和生活方式來看，俄羅斯的優(yōu)秀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第一流的作家和詩人，不喜歡過被束縛的定居生活。他們更向往的是在路上、在遠方和在異鄉(xiāng)的生活。他們大都是多重意義上的漂泊者。別爾嘉耶夫說：“漂泊是典型的俄羅斯現(xiàn)象，對于這種程度的漂泊生活西方是不熟悉的。……漂泊者尋找正義，尋找上帝之國，他追求遠方?！昀怼⑼铀纪滓蛩够?、索洛維約夫和所有革命知識分子都是漂泊者。不但有身體上的漂泊者，而且還有精神上的漂泊者。漂泊就是不能滿足于任何有限的東西，是對無限的東西的追求?！?4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漂泊，俄羅斯哲學和文學的許多偉大著作，就不可能產(chǎn)生。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和屠格涅夫的許多作品，都是在漂泊中寫出來的；沒有在意大利、法國與德國的漂泊經(jīng)歷，果戈理就無法深刻地洞察俄羅斯的靈魂，也就不會寫出偉大的《死魂靈》；別爾嘉耶夫幾乎所有重要的著作，米爾斯基的天才著作《俄國文學史》，索爾仁尼琴的規(guī)模巨大的《紅輪》，都是在異國他鄉(xiāng)寫出來的。如此說來，夏里亞賓的出走，他的漂泊異國，就是一件正常而正當?shù)氖虑椋彩且患摫蝗藗兺楹屠斫獾氖虑椤?/p>
假如周揚充分地了解了夏里亞賓的情感、思想和遭遇，假如他充分地了解了他不得不出走的客觀原因，假如他充分地了解了俄國知識分子的漂泊情結，了解了“漂泊”這一典型的俄羅斯現(xiàn)象，他也許會同情夏里亞賓內(nèi)心的悲苦，也許會理解他的無奈而又決然的出走。至少，他很有可能不會全盤接受來自科利佐夫的詆毀夏里亞賓的信息，也不會像科利佐夫一樣責備夏里亞賓。畢竟，推己及人的惻隱和同情是善良人性的基本傾向。
一切極端的情感和不自然的關系，都逃不過世情反復的鐵則。隨著斯大林的去世，中蘇關系起了微妙的變化。后來的尖銳矛盾和激烈沖突，不僅造成了中蘇關系的惡化，也徹底地改變了周揚對蘇聯(lián)文學的態(tài)度。他不再像過去那樣，對蘇聯(lián)文學抱著全面認同的態(tài)度。他開始用批判的態(tài)度來審視蘇聯(lián)，并與蘇聯(lián)文學分道揚鑣，漸行漸遠。
蘇共“二十大”之后，社會主義國家對蘇聯(lián)的極端化的狂熱崇拜，逐漸恢復到比較冷靜和理性的正常狀態(tài)。人們開始反思蘇聯(lián)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問題，反思蘇聯(lián)人反對“世界主義”以及高自標樹的問題。1956年8月，在題為《關于當前文藝創(chuàng)作上的幾個問題——在中國作協(xié)文學講習所的講話》的報告中，周揚一反過去對蘇聯(lián)的“崇拜”甚至“迷信”態(tài)度，嚴肅而尖銳地批評起了它在文化和文學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在蘇聯(lián)，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對別的東西完全看不起，特別是在一九四八年批判世界主義以后形成的一個傾向，就是蘇聯(lián)第一，對于其他國家的東西，差不多只有批評和反對，很少加以肯定，什么都是俄國第一，有一個時期把沙皇的侵略都說成是好的，總而言之俄國的一切都好?！?5既然蘇聯(lián)和俄國已經(jīng)不再是“第一”，那么，也就沒有必要把它當作必須“拱之”的“北辰”，它也就不再是中國文學學習的唯一對象，更不是追攀的最高典范。這樣，周揚的態(tài)度就發(fā)生了巨大的轉變：“蘇聯(lián)的東西決不是我們所要學習的全部，這只是要學習的一部分；我們要向自己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學習，要向我們的老作家學習；要向世界的文學學習。”66這簡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樣的巨大轉變，固然標志著中國文學對蘇聯(lián)文學經(jīng)驗的教條主義模仿的終結，但也預示著彼此之間政治對抗和文化沖突的到來。
1958年發(fā)生的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事件，是中蘇兩國關系走向惡化的標志。同年8月，在《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批評》講話中，周揚提到了批判“修正主義思想”的問題67。1960年4月，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中國在《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列寧主義萬歲》《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不點名地批評了蘇共和赫魯曉夫。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蘇兩黨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了旨在改善兩黨兩國關系的會談；7月14日，蘇共中央發(fā)表了《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lián)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chǎn)黨員的公開信》，將中蘇兩黨的政治觀點分歧和意識形態(tài)沖突公之于世。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陸續(xù)發(fā)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fā)展》等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執(zhí)行了十余年的向著蘇聯(lián)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以及對蘇聯(lián)藝術和文學的亦步亦趨的文化政策，隨之發(fā)生了明顯的調(diào)整和變化。此后，周揚也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對蘇聯(lián)無限崇拜，言必稱之。從譬如北辰，到邈若山河，20世紀的中國文學，終于完成了它與蘇聯(lián)文學親極反疏、熱極而冷的交往歷程。周揚就是參與并見證了這一歷程的人。
二、“生活”：片面化的理念與簡單化的闡釋
生活是周揚的文學觀念體系的重要概念，也是新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體系的核心概念。它不僅意味著文學和藝術的內(nèi)容和創(chuàng)造力的來源，甚至，還決定著文藝的價值與合法性，因為，寫誰的生活和什么樣的生活，業(yè)已成為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從積極一面看，它強調(diào)作家關注外部生活和他者生活的責任和熱情，從而有助于克服自我中心主義的文學意識和疏離現(xiàn)實的文學風氣；從消極一面看，它也會造成作家個性的萎縮和自我意識的喪失，造成文學和藝術的題材內(nèi)容的狹窄和表現(xiàn)風格的單一。然而，對許多人來講，生活卻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一個無須闡釋和界定的概念。這樣，它就成了一個長期被嚴重忽略的概念。
在漢語里，“生活”一語，可謂古已有之。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和文學作品里，“生活”的意義很復雜，有“生存”“使活命”“恤養(yǎng)”“為了生存的各種活動”“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況、境況”“生長”“家產(chǎn)；生計”“活兒；工作”“用品；器物”“美事；美好的時光”和“筆的別稱”等十多個義項，其中最重要的義項是“生存”68。《孟子·盡心上》說：“民非水火不生活”；《漢書·蕭望之傳》里說：“人情，貧窮，父兄囚執(zhí)。聞出財?shù)靡陨?，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呂坤《反挽歌》詩云：“人生亦大難，安用茍生活”。上引三例，都是“生存”的意思。可見，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話語里，“生活”一語來自人們的心靈感受和人生經(jīng)驗，包含著豐富的人性內(nèi)容和文化內(nèi)容，散發(fā)著親切而家常的生活氣息。
然而，作為外來的美學概念和文學概念，“生活”卻幾乎是一個全新的詞，與中國固有的“生活”概念，幾無關系。這個新詞既是社會學概念，也是政治性概念，還是包含著社會內(nèi)容和政治內(nèi)容的美學概念和文學概念。在來自俄羅斯的新的美學概念體系里，“生活”意味著強烈的時代感和充分的現(xiàn)實性，包含著明確或隱蔽的社會訴求和政治訴求；它本質(zhì)上是集體性和整體性的生活，而不是個體性和非整體性的生活，所以，對個體來講，它更多地意味著規(guī)約和限制，而不是自由和選擇。它的擴展形態(tài)和完整意義可以用“社會生活”“現(xiàn)實生活”“時代生活”和“斗爭生活”來表達。
雖然在俄羅斯作家和批評家的筆下，“生活”一詞可謂屢見不鮮，但沒有誰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那樣，賦予它以絕對的性質(zhì)和本體的地位，將它升級為比文學、藝術和審美還要重要的美學范疇。正是經(jīng)過他的闡釋和傳播，“生活”才成為社會主義文學意識形態(tài)的主宰性概念。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貢獻，是充分地強調(diào)了現(xiàn)實生活對藝術的重要性；他的致命問題，是片面地強調(diào)了現(xiàn)實生活對藝術的先決性和優(yōu)越性。他錯誤地將藝術與現(xiàn)實生活的對等的平行關系，界定為一種不對等的差序關系。從世界觀和宗教情感來看，車爾尼雪夫斯基已經(jīng)脫離了俄羅斯古典文學的精神譜系，完全可以被視為蘇聯(lián)文學的先驅，而他的文學思想和文學價值觀，則完全可以被納入蘇聯(lián)文學意識形態(tài)的整體結構。
別爾嘉耶夫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是非?？蓱z的，充斥著他膚淺的意識?！?9他的美學理論也同樣充斥著膚淺的意識和錯誤的認知。他的大膽而任性的概括，他的片面而極端的判斷，固然顯示著一個青年學者的勇氣和坦率，但也暴露著他思想上的幼稚和學術上的不成熟。他的有名的“美即生活”的公式，雖然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現(xiàn)實”和“生活”，但是，它也存在明顯而嚴重的問題。片面而極端，就是這個公式最大的問題。生活不能簡單地跟美畫等號，美也不能簡單地跟生活劃等號。就構成來講，美并非全部來自生活，而生活也只是美的一部分，盡管它所占的比例相當大；就性質(zhì)來講，高級性質(zhì)的美是對生活的創(chuàng)造性超越，是生活的更精致、更有詩意的藝術形態(tài)，而生活無論多么美，也只是一種自然形態(tài)和原始形態(tài)的美。美不可能都是生活，例如藝術和文學的形式美，就是藝術家和作家想象和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是他們的想象能力、結構能力和修辭能力的體現(xiàn)。生活不能涵蓋和代表所有的美，更不能代表那種經(jīng)過藝術家和作家艱苦努力創(chuàng)造出來的美。美是形象和形式。沒有形象和形式，就談不到美。所以，準確地說，美是詩意地表現(xiàn)出來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的形象和形式。
如果說極端性和絕對性是俄羅斯性格和俄羅斯意識的一個特點，那么，無論從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學術著作中，還是從他的小說作品里，你都會發(fā)現(xiàn)俄羅斯人的這些性格特點，發(fā)現(xiàn)那種極端而絕對的情感和思想。就文學精神和美學意識來看，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絕對的浪漫主義者，也是一個極端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的美學理論是現(xiàn)實主義其表而浪漫主義其里的二元結構。表面上看，他的美學思想的全部內(nèi)容都是現(xiàn)實主義的，而他所關注的也只是現(xiàn)實的生活；其實，就其本質(zhì)來看，他的美學精神是浪漫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混合物。他用極端的浪漫主義的思維和表達，片面地強調(diào)了“現(xiàn)實”和“生活”的主宰地位，宣達了一種功利主義的美學訴求。他試圖把俄羅斯文學的精神立足點，從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彼岸信仰，轉換到放逐了神的此岸的現(xiàn)實世界。別爾嘉耶夫說：“19世紀的俄羅斯作家不是因為創(chuàng)造方面令人喜悅的過剩而創(chuàng)作，而是因為渴望拯救民族、人類和整個世界，因為對非正義和人的奴役而感到憂傷和痛苦。即使當俄羅斯作家們在自己的意識里離開基督教時，俄羅斯文學的主題也是基督教的?！?0然而，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意識里，愛的情感不再來自神的召喚，而是來自現(xiàn)實的激發(fā)。所以，不可向天國或別處尋找虛幻的安慰，只可向現(xiàn)實環(huán)境進行積極的斗爭：“人的愿望越是切實，越是積極，那么他跟阻礙它們實現(xiàn)的環(huán)境的斗爭，也越是堅毅有力。只有那些屬于現(xiàn)實生活范圍的事物，才能盡最大可能激發(fā)和喚起愛和憎?！?1他要將自己改變現(xiàn)實的愿望，轉化成一套功利主義的美學理論。1855年，二十七歲那年，他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藝術對現(xiàn)實的審美關系》；在這部著作里，他試圖以數(shù)學公式一樣簡單的理論，來解決藝術與生活、美與現(xiàn)實的復雜關系。1863年，三十五歲那年，在《現(xiàn)代人》雜志上，他發(fā)表了敘述“新人的故事”的長篇小說《怎么辦？》；在這部小說里，他試圖以同樣簡單而極端的方式解決復雜的愛情沖突，以浪漫主義的方式表現(xiàn)了“新人”的圣人般的情感和超人般的意志。無論是他的簡單化的美學思想，還是他的簡單化的“新人”敘事，都應該接受冷靜的審視和理性的分析。因為，它們本質(zhì)上都屬于不自然的、“非常態(tài)”的精神現(xiàn)象。
就道德精神來看，車爾尼雪夫斯基無疑是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他也許不是第一流的思想家，但無疑是第一流的道德家。他像拉赫美托夫一樣有著令人駭異的意志品質(zhì)，卻絕不像涅恰耶夫那樣不擇手段和冷酷無情。他的心靈純粹而高尚。他有使徒般的利他精神。他不允許自己成為那種自私自利而善惡不分的人。因為，“只有善的行為才是清醒的；只有善良的人才是有理智的，理智的程度決定于善良的程度。如果一個人不是善良的，他就是一個不會計算的敗家子，他會花費一千個盧布去購買不值錢的東西……”72此處關于善良與理智關系的論述，顯得簡單而絕對，與其說它具有真理價值，毋寧說它更有倫理價值。對車爾尼雪夫斯基來講，喪失道德原則，是不可接受的，而向邪惡拋媚眼，則是極其可恥的。他說：“凡是對隨便什么人都要逢迎的人，除了他自己以外，就隨便什么人都不會愛；凡是對一切都覺得滿意的人，這個人就不會做出什么善事來，因為，對邪惡感不到痛恨，就不可能有善。要是這個人沒有人去憎惡他，也就不會有人去感激他?！?3這些關于善惡和愛恨的觀點，也許缺乏托爾斯泰博愛的宗教精神，也許缺乏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的彌賽亞意識，但卻包含著世俗意義上的道德真理?？傊瑹o論從道德主張來看，還是從道德行為來看，車爾尼雪夫斯基都是一個人格高尚的人、一個值得人們尊敬的偉大人物。
然而，面對現(xiàn)實、藝術和文學，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眼界卻是狹窄的，意識卻是僵硬的，認知卻是片面的。他從費爾巴哈那里拿來了“唯物主義”，但卻丟掉了人；在他的美學理論里，只看見被抽空的“生活”，卻看不見具體的人——人的情感、創(chuàng)造力和主體性地位，要么被懸置了起來，要么被完全忽略了。他忘記了這樣一些基本的事實和重要的真理——如果沒有人，就沒有生活，也不會有藝術。他崇拜和抬高“生活”，卻貶低審美和藝術，最終貶低了人和人的創(chuàng)造力。人創(chuàng)造生活和藝術，人高于生活和藝術，這些，才是美學應該承認的基本事實，才是文藝應該接受的基本真理。別爾嘉耶夫說：“俄羅斯思想始終關注改變現(xiàn)實?！谧约簞?chuàng)造的激情里，俄羅斯人追求完善的生活，而不僅僅是完善的作品?！?4現(xiàn)實是人的現(xiàn)實。生活是人的生活。改變現(xiàn)實和生活，是通過人來實現(xiàn)的，而且是為了人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強調(diào)現(xiàn)實生活的重要性，無疑是正當?shù)模皇撬麑⑦@一“俄羅斯思想”推向極端，最終造成了人與現(xiàn)實、藝術與生活之間的分離和對立。
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2版的序言中說：“我跟那些閉目靜思的哲學家是天差地別的；為了進行思維，我需要語言，我需要感官，首先就是眼睛，我把我的思想建筑在只有借感官才能經(jīng)常不斷地獲得的材料上面，我并不是由思想產(chǎn)生出對象，正相反，是由對象產(chǎn)生出思想；只是，這里的對象，專指在人腦以外存在著的東西。”75顯然，人的感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盡管這感受是由外在的對象激發(fā)起來的。在費爾巴哈的理解中，人的一切意識活動都來自于現(xiàn)實，即便是純粹的幻想，即便是似乎神秘的宗教意識，也都是人的意識對現(xiàn)實的反應。他說：“宗教是人心靈之夢。但是，即使在夢中，我們也不是身處于虛無或天空之中，而是仍舊在地上，仍舊在現(xiàn)實之中；只是在夢中，我們不是在現(xiàn)實性和必然性之光輝中看到現(xiàn)實事物，而是在幻覺和專擅之迷人的假象中看到現(xiàn)實事物?！?6顯然，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本質(zhì)上是屬于人的唯物主義，或者說，是人本主義的唯物主義。他賦予宗教以人本主義的性質(zhì)，甚至將上帝視為人的本質(zhì)的象征：“人的絕對本質(zhì)、上帝，其實就是他自己的本質(zhì)。所以，對象所加于他的威力，其實就是他自己的威力?！?7一切都是屬于人的，因為，一切都反映著人的存在，都體現(xiàn)著人的本質(zhì)。所以，在一切對象里，人們看見的不是別的東西，而不過是自己罷了。宗教是人為了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屬于人的東西，上帝也不過是人為了寄托自己的情感和愿望而想象出來的：“對人來說，上帝是他的至高的感情和思想之備忘錄，是一本紀念冊，他把他認為最貴重的、最神圣的存在者的名稱都記在上面?！?8人不能沒有最終目標；上帝就是認為自己設定的最終目標：“誰沒有最終目標，誰就沒有家鄉(xiāng)，沒有圣殿。最大的不幸，就是漫無目的。即使是只給自己設定一個平凡得很的目標的人，也至少不比不給自己設定目標的人差?！l有一個目標，并且這目標自在地是真的和本質(zhì)的，那誰就正因此而有了宗教；這宗教雖然不是神學賤民之有限意義上的宗教，然而終究——而只有這才是重要的——還是理性之意義上、真理之意義上的宗教。”79在費爾巴哈這里，無論怎樣強調(diào)現(xiàn)實感，無論怎樣強調(diào)崇高而偉大的東西，都不能忽略人這個核心和主體。在費爾巴哈這里，人始終站在位于所有事物中間的最重要的位置上，人的主體地位和至高的價值始終被當作最重要的事情來對待。
然而，車爾尼雪夫斯基從費爾巴哈那里拿來了“現(xiàn)實”和“唯物主義”，卻用這些東西淹沒了人。費爾巴哈根據(jù)愛的原則，將宗教認為是“第一性的東西”——上帝——降低為“第二性的”，將宗教認為是“第二性的東西”——人——抬高為“第一性的東西”：“對人的愛，決不可能是派生的愛；它必須成為原本的愛。只有這樣，愛才成為一種真正的、神圣的、可靠的威力。如果人的本質(zhì)就是人所認為的至高本質(zhì)，那么，在實踐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則，也必須是人對人的愛?！?0車爾尼雪夫斯基卻將人降低為“第二性的東西”，將屬于人的客體的“現(xiàn)實生活”抬高為“第一性的東西”。他從人那里拿掉了人的“至高本質(zhì)”，拿掉了“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則”，也就是拿掉了對人來講最重要的東西——愛。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著作里，你幾乎通篇找不到一個“愛”字，甚至幾乎找不到關于善的情感和善的價值的表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講，人和文學都是因為精神痛苦而存在：“痛苦不但是深刻地屬于人的，它還是意識產(chǎn)生的唯一原因。痛苦可以救贖惡?！?1然而，車爾尼雪夫斯基卻完全忽略了人的精神問題，忽略了人的精神痛苦和精神救贖。他所宣達的審美就是不動情感的、純功利主義的行為。就這樣，現(xiàn)實生活這個原本屬于人的客體，卻成了遮蔽人甚至壓迫人絕對的主體。它成了新的上帝。人必須臣服于這個面孔模糊而冰冷的上帝。不是人主宰生活，而是生活主宰著人；不是人創(chuàng)造并賦予生活和藝術以價值，而是生活賦予人和藝術以價值。被費爾巴哈顛倒過來的，又被車爾尼雪夫斯基以“現(xiàn)實”和“唯物主義”的名義顛倒了回去。在費爾巴哈這里，人是充滿愛的熱情的主人，在車爾尼雪夫斯基那里，人卻成了背負著“現(xiàn)實”巨石的奴隸；在費爾巴哈這里，人充滿了雄心壯志和巨大熱情，在車爾尼雪夫斯基那里，人只有一個卑微的使命——用低于現(xiàn)實的藝術，來再現(xiàn)高于人和藝術的現(xiàn)實生活；在費爾巴哈這里，一切都是活潑有趣的、令人興致勃勃的，在車爾尼雪夫斯基那里，一切都是沉悶無趣的、令人索然寡味的。他的美學理論是極端的、片面的和偏畸的，缺乏充分的和諧感、完整感和平正感。別爾嘉耶夫說：“功利主義是反人格主義的。”82這句批評皮薩列夫的話，用在車爾尼雪夫斯基身上，也是非常合適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極端性質(zhì)的決定論和功利主義美學思想，是以壓抑甚至剝奪人的個性為前提的，也是以人的個性的萎縮甚至毀滅為代價的。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內(nèi)心充滿了顛覆舊的思想秩序的沖動，充滿了建構新的思想秩序的激情和自信，然而，無論是他的美學理論，還是他的文學作品，都缺乏充分的真實感和說服力，都給人一種夸張而不切實際的印象。他的內(nèi)心充滿了高尚的情感，但是，他的思想?yún)s常常顯得簡單而缺乏深度。他試圖用絕對而簡單的理論解決一切問題，然而，他不僅沒有幫助人們解決問題，反而帶來了更多新的問題。雷納·韋勒克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藝術對現(xiàn)實的審美關系》評價極低：“它賣弄大量定義以示治學嚴謹，它是一個外省后生目無余子的粗魯表現(xiàn)，迄今為止世人認為偉大美妙，值得花費時間竭盡全力的一切，他都想嗤之以鼻?！?3對偉大的事物嗤之以鼻，對常識和真理嗤之以鼻，這不僅跟俄羅斯人的絕對化和極端化的性格有關，也反映了俄羅斯知識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虛無主義傾向和末世論情結——他們不承認傳統(tǒng)和權威，他們顛覆和破壞那些偉大東西，他們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可以終結過去的不完美的歷史，并以彌賽亞的方式開啟一個全新的歷史。不僅如此，人們從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極端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美學思想里，還可以看見“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性格和心理狀態(tài)。
那么，“六十年代知識分子”有著什么樣的性格和心理狀態(tài)呢？他們大都是刺猬性格的人。他們的熱情似乎更高，但精神的視野似乎更狹窄，性格也顯得更僵硬，情緒和思維也顯得更極端。他們似乎更傾向于用絕對的方式解決問題。他們對徹底改變生活的劇烈變革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就像別爾嘉耶夫在談到包括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內(nèi)的“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時候所說的那樣：“他們不承認過剩的創(chuàng)造力的游戲，不承認從過剩的業(yè)余時間里產(chǎn)生的一切。他的現(xiàn)實主義是貧乏的，他們的意識是狹窄的，只集中在對他們而言唯一重要的東西上，他們是‘猶太人’，而不是‘希臘人’。”84他還從藝術與生活關系的角度，揭示了車爾尼雪夫斯基與別林斯基等“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不同：“現(xiàn)實高于藝術，這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點。但是，在這里，對現(xiàn)實的理解不同于處在黑格爾時期的別林斯基和巴枯寧的理解?！F(xiàn)實’的概念具有革命的特征，而不是保守的特征?！?5對別林斯基等人來講，生活是一種真實而樸素的東西，是一種屬于人的具體而家常的東西，是一種需要用藝術的思維和詩性的方式來把握和表現(xiàn)的東西；只有將它轉化成既熟悉又陌生的典型，它才算具有了美學上的價值和藝術上的生命力。別林斯基和他的同時代批評家對生活與藝術關系的理解，無疑更專業(yè)，更深刻，更正確。從整體上看，車爾尼雪夫斯基缺乏俄羅斯“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熱情而深沉的文化氣質(zhì)，缺乏他們在觀察和批判現(xiàn)實生活時所表現(xiàn)出來的冷靜態(tài)度和開闊視野，甚至缺乏他們的成熟的美學意識和文學批評能力。
然而，周揚卻全面接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理論和文學思想。對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主要命題和核心概念，周揚沒有質(zhì)疑，只有認同；沒有批評，只有信從。他在《文學與生活漫談》中說：“關于文學與生活兩者的關系，我總是把后者看得高于前者的。在美學上，我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忠實的信奉者。他的‘美即生活’的有名公式包含著深刻的真理?！?6他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理論當作絕對的真理，當作自己解決藝術問題的可靠的理論工具。
早在1935年，周揚就根據(jù)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本，翻譯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本美學著作。他根據(jù)蘇聯(lián)出版的英譯本，將書名譯為《生活與美學》。書名從來就是一種修辭手段，是暗示甚至強調(diào)作品主題的手段。這個新的書名固然顯得簡潔，但也進一步凸顯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思想的極端化和簡單化的弊端。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語序列里，雖然“現(xiàn)實”與“生活”有時被放在一起，構成一個復合詞“現(xiàn)實生活”，但是，它們不是一個處于同等地位的概念。就《藝術對現(xiàn)實的審美關系》來看，“現(xiàn)實”無疑是一個大于并先于“生活”的概念。然而，在新的書名里，“現(xiàn)實”被虛化，而“生活”卻被置于核心的位置。
1937年，周揚寫了一篇題為《藝術與人生》的短文，介紹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藝術對現(xiàn)實的審美關系》。他稱車爾尼雪夫斯基為“六十年代的中心人物”。他肯定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現(xiàn)實高于藝術”的主張。他認同他美學上的實用主義目的論：“他要求藝術家抓住現(xiàn)實的本質(zhì)，描寫有用的主題。”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藝術應該形象地表現(xiàn)生活，同時也要有它的思想，周揚視之為“關于藝術最正確的見解”：“對于八十多年前這位大思想家所發(fā)表的卓見，我們唯有驚嘆?！?7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藝術家應該關心自己的同時代人所關注的問題，而且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并回答這些問題。這樣的功利主義藝術觀，與革命者改造世界的理想和愿望，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周揚便極口稱贊：“這是對于我們的藝術家的一個極尊貴的指示。藝術家應該和歷史的發(fā)展傾向脈息相關，在他的作品來處理并且解答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只有這樣，‘藝術家才能成為思想家，藝術作品才有科學的意義?！彼踔琳J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種功利主義藝術觀，比別林斯基“更是前進了一步”88。事實上，比較起來，車爾尼雪夫斯基缺乏別林斯基在美學分析和文學批評上的全面而良好的專業(yè)修養(yǎng)，缺乏他身上敏銳的感受力和客觀的分析能力。車爾尼雪夫斯基表現(xiàn)出明顯而極端的功利主義傾向。他急于回答問題，急于向人們提供答案。他的極端功利主義藝術觀典型地表現(xiàn)在“生活的教科書”理念上：
……藝術家的作品，特別是那種名副其實的詩人的作品，……可以配得上這個名稱——“生活的教科書”，這本教科書是所有人都樂于使用的，甚至那些不知道或不喜歡其他教科書的人都樂于使用的。89
周揚激賞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的教科書”理論，認為他“達到了現(xiàn)實之教育的意義和作為‘人生教科書’的藝術之教育的意義的理解，這構成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源泉”90。在這略顯繳繞的語句里，周揚肯定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并不妥洽的理論，甚至將它與后來的社會主義文學聯(lián)系起來，視之為新的現(xiàn)實主義的“重要的理論源泉”。無論周揚的“援古證今”的判斷是否成立，就文學實踐的實際情形來來看，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教科書”理論，的確助長了那種將文學工具化的實用主義風氣，無疑是造成庸俗的功利主義文學泛濫成災的一個原因。
誠然，一切成熟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藝術，都包含著豐富的經(jīng)驗內(nèi)容和思想內(nèi)容，因而，客觀上具有教育人和匡正生活的作用。但這教育是啟示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這匡正是召喚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它并不向人們提供絕對正確的、不容置疑的標準答案，更不會強制人們接受似乎唯一正確的答案。然而，“教科書”這三個字卻意味著絕對的正確性和答案的唯一性，甚至意味著必須認同和接受的強制性。所以，將文學藝術比作“生活的教科書”，本質(zhì)上是一個草率而唐突的表達；這樣的張大其事的修辭，很容易使藝術家在理解生活和評價生活時，產(chǎn)生那種唯我獨尊、真理在握的獨斷主義傾向，很容易使他們在面對讀者時，產(chǎn)生虛幻的高人一等的優(yōu)越感；同時，它也會極大地壓抑讀者在閱讀和闡釋上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力，使他們喪失與作者對話的熱情和信心，喪失成為“積極讀者”的機會，從而最終成為被動地接受作品所提供的所有信息的“消極讀者”。作家當然可以說明和解釋生活，也可以向讀者宣達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哲學，但是，他一定要低調(diào)和克制，要用一種藝術性的對話方式來向讀者說話，而不是用布道的方式向讀者灌輸。文學藝術并不是簡單而僵硬的“生活的教科書”，而是生活的充滿詩性和復雜性的啟示錄。
在《文學與生活漫談》里，周揚試圖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論來解決“生活與文學”的關系問題。他對“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學”的說法，極不認同。雖然他也借助王國維和席勒等人的觀點，強調(diào)藝術與生活的辯證關系，強調(diào)作品與作家的精神關聯(lián)，但是，當他的焦點轉移到“生活”的時候，他就一瞬間變成了美學上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主義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活高于一切——它不僅高于藝術，也高于人。周揚將這一核心理念當作自己的絕對原則。所以，在他看來，無論作家和藝術家，還是其他的人，都必須向生活臣服：“即使不為寫作，我們也應該使自己適應于我們所過的生活。應當有這樣的決心：不要讓生活遷就我，讓我來遷就生活?！?1那么，作家必須遷就的生活，是什么樣的生活呢？它不是一種尋常和普遍意義上的生活，而是一種別樣的特殊性質(zhì)的生活，是別處的生活和他者的生活；為了“遷就”這種“生活”，作家和藝術家必須較長久地與他者生活在一起，“同他們打通了心，了解他們的一切生活習慣”92。顯然，在周揚的意識里，“生活”不再是一個開放的概念，而是一個鎖閉性的概念；它不是藝術家和作家自己發(fā)現(xiàn)的多種多樣的生活，而是他必須按照要求去接觸、熟悉和描寫的特殊形態(tài)的生活。這就要求作家必須放棄自己的個性和主體性，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別人特殊，那實在是很要不得的心理”93。然而，作家之所以能寫出具有自己個性和獨特價值的作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是有個性的特殊的人；他有自己特殊的情感和思想，有自己特殊的氣質(zhì)和稟賦。如果作家喪失了自己的個性和生活，一味地適應外在的或他者的生活，那么，他最終就會成為平均數(shù)意義上的人，就會成為一個縮手縮腳、毫無個性的作家。顯然，周揚先是根據(jù)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論，把生活與作家和藝術家對立起來，隨后又根據(jù)現(xiàn)實的需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作家和藝術家個性發(fā)展的空間，限制甚至取消了作家和藝術家用自己的方式來處理文學和藝術與生活關系的空間。最終的結果，就是被放大的“生活”壓倒了人，也壓倒了文學和藝術——作家和藝術家的個性和主體性萎縮甚至喪失了，文學和藝術的多樣性和根本價值喪失了?！吧睢弊罱K成了一個羈紲作家的個性和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
1942年，在《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學》一文中，周揚聲明自己認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基本命題，并肯定了他的這一美學觀點：“現(xiàn)實之外沒有真正的美，人對于美的渴望只有在現(xiàn)實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生活的美總是高于藝術的美，藝術不過是現(xiàn)實的一種蒼白的、不完全的、甚至多少是片面的再現(xiàn)而已?！?4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顯然是簡單而片面的。它嚴重地誤解并夸大了“現(xiàn)實”。同時，它否定了美的多樣性，否定了作家在藝術創(chuàng)造上的個性和主體性，否定了藝術的獨立地位和獨特價值。事實上，人世間壓根不存在純?nèi)粊碜袁F(xiàn)實生活的所謂“真正的美”。因為，美是人通過復雜而艱苦的精神勞動創(chuàng)造出來的，美是通過想像力和判斷力所把握到的東西。一切由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美，必然是心與物交互融合的產(chǎn)物，是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所說的“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的結果。就連周揚自己偶爾也批評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思想帶有“費爾巴哈哲學的直觀的特點，常常把藝術看成只是消極地再現(xiàn)現(xiàn)實……常常片面地強調(diào)生活而過分貶低藝術的價值”95。然而，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論的整體性肯定和根本性認同，決定了周揚不可能對它進行徹底的質(zhì)疑和批判。這樣，他就不可能克服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的極端功利主義傾向，也不可能擺脫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理論的絕對性和片面性的局限。
為了夸大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理論的非凡意義和重要價值，周揚甚至用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創(chuàng)作來證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教科書”觀點的影響力：“盡管他們不同意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民主主義美學觀點，但是他們，而且不只他們，都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實踐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使他們的作品成為了‘生活教科書’?！?6這無疑是一個張大其詞、不切實際的判斷。因為，無論托爾斯泰，還是屠格涅夫，都沒有實踐“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有自己的思想。他們根據(jù)自己的思想探索生活和描寫生活。他們的偉大的小說作品，與其說包含著關于現(xiàn)實生活的絕對正確的標準答案，毋寧說是關于人類生活的痛苦的沉思錄和深刻的啟示錄。他們的作品所蘊藏的東西，遠比“生活教科書”更豐富，更有詩意，也更讓人覺得自然和親切。
注釋：
1 蘇軾：《蘇軾文集》（第2冊），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08—509頁。
2 3 71 73 89 [俄]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上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0、17、414、32、186頁。
4 羅銀勝：《周揚傳》，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頁。
5 6 37 44 李輝編著《與張光年談周揚》，《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62、133、60、60頁。
7 20 21 46 49 87 88 90 91 92 93 94 95 96周揚：《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89、93、55、55—56、195、196、197、331、332、336、368、371、377頁。
8 [捷克]尤利烏斯·伏契克：《伏契克文集》，張昌、劉遼逸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350頁。
9 李輝編著《與周艾若談周揚》，《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頁。
10 11 12 65 66 67 86周揚：《周揚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33、332、411—412、413—414、33、325。
13 24 [俄]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劉文飛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239—240頁。
14 [蘇聯(lián)]尼古拉·伊·布哈林：《布哈林文選》，黃登學譯，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頁。
15 [蘇聯(lián)]高爾基：《論文學》（續(xù)集），冰夷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00頁。
16 [蘇聯(lián)]高爾基：《俄國文學史》，繆靈珠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233頁。
17蘇聯(lián)]高爾基：《論文學》，孟昌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117頁。
18 19周揚：《周揚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頁。
22 64 69 70 74 81 82 84 85 [俄]別爾嘉耶夫：《俄羅斯理念》，張百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183、258、147、30、35、235、180、145、177頁。
23周揚：《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頁。王西彥也相信關于高爾基之死的虛假敘事，竟然忍不住在聲討胡風的文章中，發(fā)泄了一通自己虛妄的義憤：“我們知道，高爾基就是被人民公敵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用最卑鄙無恥的手段所暗殺掉的……”參見王西彥《蘇聯(lián)文學的“客觀存在”》，《唱贊歌的時代》，百花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頁。
25 26 28 29 30 [俄]瓦季姆·巴拉諾夫：《高爾基傳：去掉偽飾的高爾基及作家死亡之謎》，張金長、李業(yè)劻譯，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355、380、382、427頁。
27 [蘇聯(lián)]羅伊·梅德韋杰夫：《讓歷史來審判——論斯大林與斯大林主義》（上冊），何宏江等譯，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頁。
31聯(lián)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lián)共（布）中央審定：《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共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2頁。
32 33 34 [蘇聯(lián)]日丹諾夫：《日丹諾夫論文學》，戈寶權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6、24、21頁。
35王蒙：《欲讀書結》，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頁。
36文徴明：《文徴明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8頁。
38周揚：《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人民日報》1953年1月11日。
39李建軍：《重估俄蘇文學》（下卷），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2018年版，第752—753頁。
40何滿子：《再談周揚》，《文學自由談》2006年第1期。
41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頁。
42王蒙：《王蒙自傳·大塊文章》（第2部），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47頁。
43李輝編著《與唐達成談周揚》，《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頁。
45 [蘇聯(lián)]巴夫連柯（巴甫連科）：《幸?！?，草嬰譯，時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248頁。
47 48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俄]夏里亞賓：《面罩和心靈：劇場生涯四十年》，田大畏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364、363、160、302、13、15—16、148—149、160—161、165、227—228、214、209、252、230、228、229頁。
68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7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頁。
72 [俄]車爾尼雪夫斯基：《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理》，周新譯，三聯(lián)書店1958年版，第83頁。
75 76 77 78 79 80 [德]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榮震華譯，商務藝術館1984年版，第13、20、34、104、104—105、350頁。
83 [美]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中文修訂版·第4卷），楊自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328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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