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茅盾研究不只是研究茅盾，而是一種系統(tǒng)的文學史研究。作為文學史研究對象的茅盾，不僅體現(xiàn)了文學史的存在價值，也體現(xiàn)出文學史研究在學術研究過程中自身的建構活動。茅盾研究是一種學術的歷史積累過程，也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在一百年中從萌生、開展到開拓的過程。從1920年代后期開始的茅盾研究到新世紀，百年之間，產生過無數學術成果，成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過來講，如果沒有茅盾這一文學史研究對象，或許所謂的茅盾研究以及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將失去很多精彩的學術風景。

關鍵詞：茅盾 研究對象 文學史研究 建構

我想談談與茅盾研究相關的一些問題，暫且以“作為文學史研究對象的茅盾”作為論題。

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中，除了魯迅，茅盾也是研究者較為關注的研究對象。從1920年代中后期對茅盾文學思想及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評論開始，經過1950年代一些研究論著的出版，到1980年代中國茅盾研究會成立，創(chuàng)辦《茅盾研究》會刊，組織力量參與《茅盾全集》工作，編輯、出版《茅盾研究資料》《茅盾專集》《茅盾年譜》等，一直到新世紀大型研究叢書《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的出版和黃山書社的《茅盾全集》的完整版推出，可以說，茅盾研究作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學術力量，對推進和引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具有實實在在的影響。新世紀以來，每年參與到中國茅盾研究會年會中的青年學者和研究生比例越來越高，研究成果的學術含量也在增加。如最近這十年，在桂林、重慶、烏鎮(zhèn)等地舉行的學術會議上，有的論文結合1930年代中共地下組織的讀書會的書目來展開茅盾作品的研討；也有論文就《時事新報》相關欄目中新發(fā)現(xiàn)的茅盾早年文章，論述茅盾與張東蓀等人的交往關系；還有的論文結合大革命時期國民政府一些政治人物的治國主張，來研討《子夜》中吳蓀甫實業(yè)救國思想的來源。新近的一些研究論文，可以參閱中國茅盾研究會會刊《茅盾研究》以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新文學史料》和浙江傳媒大學茅盾研究中心出版的《茅盾研究年鑒》等發(fā)表的與茅盾研究相關的論文和新史料。其他還有一些論著出版，如巴蜀書社出版的妥佳寧、羅維斯的《牯嶺的矛盾——茅盾研究新論》、人民文學出版社新出的《茅盾傳》等。1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審視這些研究成果，無論是從史料的新發(fā)現(xiàn)，還是研究方法和理論問題的新探索，茅盾研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特色。

一

但存在的問題也是有的，問題之一是如何看待對茅盾的不同評價和批評？其實，熟悉文學史研究的人都清楚，差不多所有中國現(xiàn)代作家，包括當代作家，都面臨著同時代人以及后來人的不同評價。茅盾身上發(fā)生過的不同評價的爭論，其他作家身上也發(fā)生過。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魯郭茅巴老曹”為例，對他們的不同評論，至今都沒有平息過。但論爭歸論爭，學術研究還是要進行，不會因為有不同評價，對這些作家的研究就不做了、取消了。如果真有這樣的研究者，那受損害的只能是他自己，因為那些已故的作家作品是文學史既成事實的一部分，是擺在那里的，誰也改變不了。我們后來者只有不斷與之對話、碰撞，激發(fā)研究者的想象和思想火花，這樣或許才有可能不斷建構起我們自己的文學史想象，開展我們的學術研究，否則，文學史研究留下的這些空白，遲早會有人來填補的。就像1980年代以來，一大批原先被強制遮蔽的現(xiàn)代作家作品，一瞬間進入到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領域，不僅成就了一批年輕的學者，同時也大大拓展了文學史研究的視域。所以，因對某個作家作品有不同意見，而影響到對這個作家作品的研究，甚至讓一些人放棄了研究，這樣的做法實在是不可取。上述道理看似簡單樸素，但遇到實際情況，我以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應對得當的。事實上，在茅盾研究領域和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中，是有一些人因為對茅盾及其作品的不同評價而產生誤導誤判，以為茅盾作為文學史研究對象，以往的評價過高；認為茅盾研究基本上已經飽和了，沒什么新東西可以繼續(xù)研究了。如果將這樣的誤判與茅盾研究最近這四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相對照，就可以看到那種誤判之誤導有多大。茅盾研究在最近這四十多年中，并沒有因為各種不同評價之間的爭論而停滯或中斷，而是不斷有新的成果出現(xiàn)。國家層面的社科項目和權威性學術期刊，都有與茅盾相關的研究內容發(fā)布?；蛟S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這正是權力對于學術研究的影響。如果那樣的話，應該是所有作家研究都處于這種權力的影響之下。如果其他作家研究沒有因為權力影響而出現(xiàn)研究的飽和狀態(tài)，那么，茅盾研究應該也是享有同樣待遇，不會是茅盾研究在權力影響之下飽和了，而其他作家的研究卻不飽和。著眼于茅盾研究最近的一些論文和研究成果，我以為更多的是研究者自發(fā)地從學術研究的各個層面，以茅盾為文學史研究對象，沿著茅盾這條文學史線索，勾連相關的文學史因素，提煉出不同的有價值的學術問題。這是一種切合文學史研究實際的學術研究，它不僅合理而且有學術深度。合理性主要體現(xiàn)在它延續(xù)著以往文學史研究的傳承積累，是從對象出發(fā)，從文學實際出發(fā)，從文學史研究的問題出發(fā)，是一種學術累積和學術思考，并不是哪個人臆想出來或權力機構強加給人們的；其深度主要體現(xiàn)在文學史研究不是簡單的評說點贊或批評造勢，而是需要一定的學術儲備和學識修養(yǎng)，是研究者對某個學術問題的提煉和論述，是研究者長期思考的結果，體現(xiàn)著研究者通過對象來建構自己的文學史學說和思想系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所以，學術研究與一般的文學評論有聯(lián)系，但差別也是明顯的。這就是學術研究基本上是一種深度研究，任何扎實的學術研究，都是長期思考、研究的結果，不會是過眼煙云，一陣風就過去了。

茅盾研究不是今天才有，不是一些人在意識形態(tài)因素作用下憑借權力關系隨意建構起來的，也不是僅僅圍繞茅盾一個人的研究。茅盾研究是一種文學史研究，是從1920年代開始，逐漸從文學活動中，從各種各樣的文學評論和論爭中延續(xù)、獨立出來，是經受了時間和學術論爭考驗的。如果一定要說它與權力有什么關系，那么，這種關系，主要是新文學社會影響擴大，地位提高，對茅盾的研究多多少少也產生了一些提升。但總體上，茅盾研究作為一種文學史研究，是穩(wěn)定的，有其獨立性。對茅盾研究而言，比較重要的相關事件，有1920年代報紙期刊上陸續(xù)發(fā)表的一些評論文章，這通常被視為最早的茅盾研究成果，與此相呼應的，是這一時期周作人、朱自清在輔仁大學、清華大學講授新文學史，這是中國新文學入史的文學史意識浮出水面；1930年代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出版后，大獲成功，提升了茅盾在新文學中的影響和地位，產生了一大批評論文章，像魯迅談《子夜》、瞿秋白撰寫的著名評論，另外還包括伏志英編選的《茅盾評傳》以及良友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國新文學大系》中茅盾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茅盾的這篇導言，體現(xiàn)了茅盾對中國新文學史的一種看法，也可以說是一種新文學史觀的歷史建構，后來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會參考或參照其觀點。1945年6月，《新華日報》在重慶為茅盾五十歲大壽慶生，報社發(fā)表社論《中國文藝工作者的路程》，王若飛代表中共致辭《中國文化界的光榮 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葉圣陶作為朋友和同時代的文化人發(fā)表《略談雁冰兄的文學工作》，從新文學傳統(tǒng)以及茅盾走過的文學道路等方面，概括、提煉茅盾的文學成就和創(chuàng)作、思想特色，這些都是對茅盾文學史成就和地位最初的定論定調。1950年代，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在第二編論述左聯(lián)十年時，專門有一節(jié)論述茅盾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史地位。1950年代是茅盾研究進入學術研究的重要時期，一些研究專著開始出現(xiàn)，像吳奔星的《茅盾小說講話》、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學道路》、葉子銘的《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等，受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的廣泛矚目，當時就有學者發(fā)表文章，談這些茅盾研究成果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的影響2，這可以視作茅盾研究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一種，在整個中國文學史研究系統(tǒng)方面的學術探索和建構。差不多同時期，歐美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捷克漢學家普實克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對茅盾小說的不同評價也體現(xiàn)在他們各自的論著中。他們的觀點，盡管有東西方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背景，但具有較高的學術含量成分也是毋庸置疑的，否則，不會持久影響到今天的茅盾研究和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尤其是他們對于茅盾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敘事”問題的爭論，使得人們將茅盾小說的“敘事”特色作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審美范疇來認識，與魯迅小說“抒情”為代表的文學審美，形成了一種對照。這是以往文學史研究中少有的，也可以說是茅盾研究的一種貢獻。1970年代，唐弢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茅盾設有專章論述。進入1980年代，盡管有各種各樣的文學史反思和重寫，但在已經出版的各種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論著中，茅盾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夸張一點講，他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文學史存在。所謂“繞不過去”，就是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如果沒有了茅盾，如果沒有對茅盾的創(chuàng)作、批評、翻譯、文學活動等方面的研究論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或將是一部不完整的文學史。就像是一路觀景，如果缺了茅盾這一道文學風景，如果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景觀中沒有了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文藝陣地》《文藝報》《人民文學》，沒有了《子夜》《春蠶》《林家鋪子》《風景談》，沒有了茅盾撰寫的《讀〈吶喊〉》《魯迅論》《讀〈倪煥之〉》《徐志摩論》《廬隱論》《冰心論》等一系列精彩的作家作品論，甚至沒有了用茅盾名字命名的長篇小說獎，對20世紀中國文學而言，應該是一種遺憾，是一種空缺。對研究者而言，也多多少少會因此失去很多深入文學史研究的機遇和思想碰撞的機緣。所以，就文學史而言，茅盾的作用、地位、影響和特色，無人可以替代，也無人能夠替代。對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研究對象，不是要不要研究，而是必須研究，進而深入研究，因為通過這一對象，會激發(fā)和促成研究者更多的文學史想象，展現(xiàn)研究者的學術風采。新世紀以來，茅盾研究的確顯示著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變動和潛能。其中之一，就是大型研究叢書“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出版以及《茅盾全集》的出版。要全面、完整評價這些研究工作，可能是比較難的，因為面對這樣龐大的著作系統(tǒng)，不同的研究者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會有不同的評價，我以為不妨用一句話來概括其分量，這就是出版社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推出這些著作，一定是有它的市場需求、社會需求和文化需求，否則，出版社不會耗費真金白銀去做這些無益的工作。另外，這些圖書的流向也是一個很好的文學史資料備注。大多數書籍都進入各大圖書館和研究機構，其最大的獲益者應該是文史研究者，而不是普通讀者。像全集中的茅盾晚年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對照今天所見的一些新的材料，還是會觸發(fā)人們對文學史產生新的想象。這與很多現(xiàn)代作家提供的材料相比，茅盾晚年回憶錄提供的東西要豐富得多、系統(tǒng)得多。茅盾研究在海外也是存在的，像七十年代陳幼石（Yu-shi Chen）、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對茅盾早期小說作品的精彩論述；3像2017年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遠東漢學家學術年會，將“向茅盾先生致敬”作為會議主題，集中論述茅盾研究相關的問題。其他像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2004年出版的《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的第一章“革命加戀愛”中，就以茅盾大革命前后的文學活動（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為例，探討小說家不同于歷史學家對歷史敘事的特征和技能。2017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由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大陸簡體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推出），其中就有關于茅盾的專題。上述這些都可以視作是文學史研究中，茅盾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對象，始終吸引著研究者的注意力，并構成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學術研究積極建構的內容。沒有了茅盾這一對象，就不會有這些學術建構的成果。

二

新世紀以來，茅盾研究似乎也存在著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1981年4月茅盾追悼會上，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的悼詞中，稱茅盾為“現(xiàn)代進步文化的先驅者、偉大的革命文學家和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是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同魯迅、郭沫若一起，為我國革命文藝和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4。在胡耀邦的悼詞中，革命家茅盾與文學家茅盾是同時存在的，不存在誰壓倒誰的問題。但在今天的一些介紹茅盾的材料中，尤其是一些地方黨史展覽和宣傳片中，茅盾的革命家身份被無限抬高，文學家的茅盾被革命家的茅盾所驅除，而且，革命家的茅盾的文學經驗，又被狹義地壓縮在左翼文學范疇之內來看待。這樣的取舍，可能會讓一些文學史研究者感到疑惑：作為文學家的茅盾其成就、其聲望是如何獲得的呢？另外，從文學史研究中也有一些所謂再造左翼的聲音，認為左翼文學經驗1980年代以來在研究中被壓抑了，現(xiàn)在是重新抬頭的時候了。所以，新世紀以來，茅盾研究面臨著某些強化茅盾政治面目的研究可能和左翼單向度的價值取向的誘惑。如何看待研究所面臨的這些變化呢？從歷史上講，茅盾的確是一位革命家，他參與黨務活動程度之深，擔任黨務職位之高，在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中，恐怕也是不多見的。茅盾與魯迅相比，政治上最大的區(qū)別，是魯迅從來都沒有加入過中共組織，是真正的黨外人士，而茅盾早年加入過中共，并且因參與黨務活動而在大革命失敗之后受到國民政府的通緝。1927年4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秘密簽發(fā)“國民政府密字第一號令”，通緝193位中共及相關的政治要犯，茅盾名列其中。5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茅盾與郭沫若相似，在組織上與中共脫離了關系。據茅盾晚年回憶錄記載，他后來曾三次向中共黨組織表示愿意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但都被婉拒，直至他病逝，中共才恢復他的黨籍。相當一段時期，茅盾的黨外身份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材料證實。材料之一，是臺灣國民黨黨史館所藏1940年代桂林文化人“離桂赴渝”計劃材料。1940年代，茅盾、胡風、沈志遠、張友漁等知名人士從桂林遷居到重慶時，蔣介石分別接見了他們。在接見前，國民黨的情治系統(tǒng)提供給蔣介石的這四位人士的情況介紹中，茅盾的材料明確寫到與中共脫離關系。盡管茅盾組織上不是中共黨員了，但他分明又是接受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指示和安排，相互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中共與黨外人士的一般關系，中共方面是把茅盾視為可以信賴和依靠的進步文化人士，而茅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自覺地與中共保持一致。這種信任感甚至體現(xiàn)在茅盾離開延安赴重慶時，將自己的一雙兒女都留在了延安?？箲?zhàn)時期，茅盾去武漢，去廣州、香港；后赴西北，從新疆去延安以及赴重慶等，都可以看到中共組織的安排痕跡，絕不是茅盾一個人在單獨行動。包括1945年6月中共在重慶為茅盾五十大壽慶生，《新華日報》發(fā)表社論，組織大型座談會，王若飛代表中共高度評價茅盾，稱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這些既是當時中共政治斗爭的手段，同時也反映出中共對茅盾的信賴。至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茅盾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文化部部長以及后來被推選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一任主席，茅盾成了新中國名副其實的文化官員。從他這一時期留下的日記看，他很多時間都花費在開會、出訪、接待等公務活動上，連寫作的時間都沒有。6

與茅盾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身份相對照的，是茅盾的文學家身份。對于茅盾的文學家身份的認識，茅盾晚年回憶錄提供了很充分的材料。茅盾的兒子韋韜，也是茅盾晚年寫回憶錄時的助手，在《父親茅盾的晚年》一書中，有兩章專門介紹了茅盾晚年寫回憶錄的情況。原本是陳云向胡喬木提出，請茅盾寫一點有關中共建黨時期的回憶，而茅盾也有意將自己一生的經歷以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下來。這部回憶錄最終是落腳在文學回憶錄上。7茅盾從自己與文學的淵源關系一路講下來，我以為其中有些內容和因素是值得研究者關注的。首先，茅盾并不像一些文學家那樣把文學看得那么神秘，似乎自己天生擁有某種特殊的文學稟賦，或是文藝女神特別眷顧他，使他從小就超然出眾。在他晚年的敘述中，他從自己幼時的教育、周圍環(huán)境、時代、社會等因素，介紹了他早年的成長經歷，這種概括有點留有丹納的《藝術哲學》中的“種族、時代、環(huán)境”三要素說的影響痕跡，雖然不一定直接對應，但可以看出茅盾是比較關注社會、時代、環(huán)境對人的造化和影響的。這樣的看問題的方法和視角，不僅表現(xiàn)在茅盾晚年回憶錄中對自己人生經驗的總結，就是早年他發(fā)表的一系列批評文章，如《小說新潮欄宣言》《對于系統(tǒng)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的意見》《〈小說月報〉改革宣言》《社會背景與創(chuàng)作》中，也都有對社會、時代、環(huán)境等重要性的敘述。他認為人是脫離不了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的。在他的晚年回憶錄中，有一段談到上海對他的人生成長的影響時，茅盾感嘆到“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在這里我開始了對人生真諦的探索”8。這些都可以觸發(fā)研究者關注到20世紀中國文學特有的現(xiàn)實品質和時代內容。其次，我們也可以注意到茅盾的文學成長，是與商務印書館這一特殊的小環(huán)境有關，現(xiàn)在的研究者可能比較多地注意到了出版機構與現(xiàn)代文學之間的聯(lián)系，而在1990年代發(fā)表的《商務印書館與二十年代新文學中心南移》中，論者比較早地注意到出版機構與現(xiàn)代文學之間的互動關系。9這種研究在1990年代初還是以一種新的學術研究面目出現(xiàn)的，這也是論者本人通過對茅盾的研究，注意到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之間的聯(lián)系，進而思考出版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之間的互動關系。所以，茅盾研究并不一定只局限于研究茅盾一個人，而是通過一些重要的文學人物作為切口，進入到文學史研究中，發(fā)現(xiàn)一些不被人注意和關注的文學史問題，對這些問題進行學術提煉和理論思考。第三，正是在商務印書館這一平臺上，茅盾刻苦學習、接受新知新學，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才干，不僅做出了事業(yè)成就，也確立了自己的社會影響和地位。如他改革《小說月報》，成為文學研究會發(fā)起人，與魯迅、鄭振鐸、王統(tǒng)照等建立起了聯(lián)系；社會活動方面，他在《時事新報》發(fā)表時政評論，結識陳獨秀，加入到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活動中來；在大革命時期，與毛澤東、董必武、惲代英、蕭楚女等中共領導人有密切的工作關系，相互之間的信任感為他未來的社會活動奠定了人脈基礎。所以，茅盾早期文學視野中的時代內容、社會內涵，不像一些文學青年那樣是單一地落在文學審美世界里的，也不像一些左翼文學青年那樣容易走極端路線。茅盾的方式是非常具有個性特征的，是社會的、復合的，既摻雜著社會政治變動和新的都市文化內容，也具有新文學的審美情感基調和現(xiàn)代審美形式。這種復合特征，是他與魯迅在文學審美之間的重要區(qū)別。10茅盾實際參與黨務活動，是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動的參與者、組織者和實施者，而不是旁觀者、追隨者和思想啟蒙者。這種從參與當下的實際政治活動中獲得的人生體驗、感受，反哺于茅盾的文學創(chuàng)作，形成不同于一般文學青年寫作中的情緒主義和感傷基調，而顯現(xiàn)得偏重理性和冷靜觀察后的客觀敘事。他的成名作“蝕”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一經發(fā)表就引起轟動，其成功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茅盾對社會革命組織活動、一般參與者的心理狀態(tài)以及社會問題等，有著比一般文學青年更為深切的觀察和體會。另外，茅盾作為有著較長時間經驗積累的文學編輯和文學批評家，他對文字的掌控能力和文學審美的敏感、提煉能力，也是超乎一般作家的。所以，夏志清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評價茅盾“蝕”三部曲（《幻滅》《動搖》和《追求》）時，明確指出“與同期作家比較，在他奠定寫作事業(yè)之前，他在寫作技巧和生活體驗兩方面，均曾痛下苦功”?！霸谥袊F(xiàn)代的小說中，能真正反映出當代歷史，洞察社會實況的，‘蝕’可算是第一部”11。綜上所述，茅盾作為文學史研究對象，促使一些研究者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審美關系的諸多因素重新思考和重新研究。第四，茅盾的文學經驗中，包含了左翼文學，但又不止于左翼文學。就像魯迅研究中也涉及魯迅與左翼文學關系的文學史經驗，但我們不能因此將魯迅的文學世界限定在左翼文學的經驗范圍內來研究和概括。事實上，對茅盾的文學經驗的概括，從1945年6月《新華日報》為茅盾五十周歲慶生發(fā)表的社論中的表述，以及王若飛代表中共所致的賀詞來看，比較多用“現(xiàn)實主義的道路”這一概念。王若飛認為“茅盾先生為中國的新文藝探索出一條現(xiàn)實主義的道路”12。1950年代像葉子銘的《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等論述，也從來沒有用左翼文學經驗來概括茅盾的文學成就，相反，他們只是把左翼文學經驗作為茅盾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道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一個階段的文學特色來論述。13即便是胡耀邦在茅盾追悼會上的悼詞，代表中共中央對茅盾蓋棺定論，也是把茅盾放在世界文學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開闊范圍內來論述。事實上，像茅盾這樣一個文學標志性人物，今天的研究者有可能在他身上提煉出一些不同于20世紀茅盾同時代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所關注的問題，也就是說，要有一些屬于21世紀的文學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但這樣的研究不是要將原先的茅盾研究收縮到左翼文學的范疇之內，而是應該意識到茅盾研究所具有的歷史積淀以及在新世紀可以拓展的新的研究空間和新的研究的可能性。如大革命時代，以創(chuàng)造社為代表的對茅盾文藝思想的批評，關注的是文學的階級性問題；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一些對茅盾的評論和研究，關注的是茅盾對現(xiàn)實主義文學道路的探索問題；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過程中，一些研究者看到的是茅盾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觀念、理性與內在生命體驗之間的緊張關系；1990年代，有關茅盾與商務印書館的研究，以及與茅盾相關的一些重要史料的挖掘，像沈衛(wèi)威對秦德君的訪談等，曾引起茅盾研究者的較廣泛關注。新世紀以來，茅盾作為文學史研究對象，進一步觸發(fā)研究者在更為闊大的文學史視野中想象和思考茅盾的文學世界，提煉相關的文學史問題。譬如，茅盾與上海的議題，進一步上升到現(xiàn)代作家與都市之間的關系問題。茅盾與文學期刊的研究，尤其是茅盾與《小說月報》的關系，也成為一些研究者的研究話題，但與以往陳述茅盾改革《小說月報》歷史功績的陳述式研究方式不同，新世紀的一些論述，基本上是以探討期刊對一個時期的文學塑造作用問題來展開論述的，不是采取以往那種仰慕式的歷史事實的陳述方式，而是采取更專業(yè)更學術化的方式展開研究，論述顯得比較客觀、冷靜。其他像茅盾《子夜》中一些人物言論與托派以及汪精衛(wèi)等民國政治人物的政治主張之間的關系，也進入到研究者的研究論題之中。

另外，對于臺灣地區(qū)所藏茅盾的相關檔案材料也第一次受到重視，論者作為大陸訪問客座教授和訪問學者，在臺灣的《文訊》雜志以及大陸的《新文學史料》上，第一次披露了由國民黨攜帶到臺灣去的秘密檔案中保存下來的為數不少的與茅盾有關的材料。如茅盾大革命時期與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之間的公函往來；戴笠檔案中有一些軍統(tǒng)匯報，提到茅盾的名字（作為被監(jiān)視對象）；1940年代國民黨派往桂林處理滯留桂林的文化人的文化官員劉百閔檔案中有一些涉及茅盾抗戰(zhàn)時期在桂林的情況匯報；還有1940年代茅盾到重慶后，蔣介石要接見茅盾等著名文化人，國民黨情治系統(tǒng)向蔣介石提供的茅盾個人情況匯報。所有這些研究和資料搜集工作，都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建構活動在新世紀非常有力的表現(xiàn)，它主要是以茅盾為研究對象，通過茅盾研究這一窗口，來觀察和思考這一時期或某一階段，文學內部以及外部條件變化之下，文學領域所呈現(xiàn)的表現(xiàn)和反應。

三

作為文學史研究對象的茅盾，不僅僅是一種文學史上的存在，它也是觸發(fā)當下文學史研究中開展有活力的學術建構活動的媒介和對象。作為文學史上的歷史存在，對茅盾的研究和學術建構可以是多方面多方位多層次的。就目前茅盾研究的狀況而言，其所呈現(xiàn)的豐富性、開闊性和學術研究所抵達的高度，與研究對象茅盾的歷史地位、身份、影響相比，還是很不匹配的，還有很多研究課題和研究空白需要去填補。最近兩年，一些研究者能夠從豐富的文學史閱讀中，感受、發(fā)現(xiàn)和提煉出一些有學術價值的問題。如2024年6月，中國茅盾研究會與中國魯迅研究會在浙江傳媒大學聯(lián)合舉辦魯迅、茅盾與百年浙江文學思潮學術研討會，7月份中國茅盾研究會與浙江烏鎮(zhèn)茅盾紀念館舉行紀念茅盾誕辰128周年，這兩次活動中，都有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論題提出。如有研究者在研究茅盾時發(fā)現(xiàn)，茅盾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生活時，常常與滬上的兩個桐鄉(xiāng)名人圈打交道。這兩個名人圈，一個是盧鑒泉（茅盾稱之為盧表叔）為核心的金融交流圈，還有一個是以席家為主的經營蠶絲的實業(yè)界人士交流圈。茅盾與這兩個圈內的著名人士都有往來，而且從小說《子夜》提供的內容看，茅盾從這兩個圈子的人員交往中，都獲得過小說創(chuàng)作所需要的信息材料。但以往茅盾研究關注點只在盧鑒泉（盧表叔）那一個圈子，這除了受茅盾的回憶錄以及《子夜》創(chuàng)作談影響外，也與文學史研究者的材料搜集工作不夠深入、不夠系統(tǒng)有關系。所見不多，人云亦云，講來講去只是那點材料。但現(xiàn)在通過對桐鄉(xiāng)烏鎮(zhèn)的地方志材料的搜集、整理，包括對滬上桐鄉(xiāng)籍名流后代的訪談，茅盾當年在滬上與一些桐鄉(xiāng)籍名流的交往關系也慢慢引起人們的關注，并將這些交往關系與茅盾的文學創(chuàng)作聯(lián)系起來考慮。在茅盾研究中，對茅盾自己的一些說法，研究者似乎也慢慢有自己的思考。這倒不是說茅盾的說法不可靠，而是從理論上意識到研究對象自己的一些陳述，在學術研究中作為證明材料時，應該考慮一下其中的合理價值究竟有多少的問題。茅盾研究不能完全受制于作家本人的陳述。如茅盾對《子夜》的一些說法，盡管真實，但合理性究竟多大，是需要研究者結合自己的研究體會做出新的判斷。譬如有關《子夜》中鄉(xiāng)村生活與上海都市生活的問題，茅盾自己的說法是因為條件所限，沒有將鄉(xiāng)村生活這一部分展開，成為《子夜》的薄弱部分。但從小說文本的角度看，我以為茅盾的這一說法未必真的構成了《子夜》的不足。因為《子夜》的聚焦對象是1930年的上海。如果從這一角度來審視《子夜》，那么，目前對包括雙橋鎮(zhèn)在內的鄉(xiāng)村生活的描寫，采取一筆帶過的速寫方式在藝術上是成立的，并不是弱不弱的問題，而是文學結構處理上的疏密問題。茅盾作為小說家有自己的設想和處理方法，其實也未嘗不可，至少并沒有削弱小說的藝術特色和表現(xiàn)力。另外，在7月4日紀念茅盾誕辰128周年的紀念活動上，有茅盾當年的讀者后輩無償捐獻給茅盾紀念館一套《文藝陣地》，這套《文藝陣地》歷經戰(zhàn)亂保存到今天，最后回歸到茅盾紀念館，體現(xiàn)了茅盾在讀者心目中的影響和地位，也觸發(fā)研究者對《文藝陣地》這一期刊的文學史影響和價值，有一些新的思考。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論者關注到茅盾創(chuàng)辦大型文學期刊《文藝陣地》，與他主編《小說月報》等文學期刊之間的關聯(lián)度；在理論層面，提出了戰(zhàn)爭時期作為非常態(tài)下的文學與期刊的關系問題。另外，參與編刊的樓適夷先生在1980年代所撰寫的回憶文章，其中涉及相關的文學史材料也引起研究者的關注。14最新的研討活動是7月13—15日在烏魯木齊新疆大學舉行的2024年中國茅盾研究會年會。這次大會的主題是“地方資源與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探索”，可能不少人會覺得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研究課題，但落實到文學史研究，尤其是茅盾研究，細心的研究者可能會注意到情況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簡單。首先，茅盾當年是怎么來新疆的，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目前的材料，基本上是根據茅盾自己的回憶文章，但實際行進過程中，茅盾的感受和思想狀況如何，是要根據文本，多方面悉心體會的?？梢哉f到目前為止，研究成果不多，難度很大。茅盾在新疆的活動，目前主要有陸維天教授編的《茅盾在新疆》一書15，除此之外，掌握到的材料就比較少了。但這次在新疆大學實地舉辦研討會，尤其是參觀新疆大學校史館，讓人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茅盾當年到新疆學院任教后，給新疆地區(qū)文化生活帶來的影響。單單是那年來自新疆之外的報考新疆學院的考生，就多達數百人，這都是奔著茅盾而來的。還有與茅盾交往的一些新疆學院的學生情況，以及他們創(chuàng)辦的文學雜志、創(chuàng)作的戲劇作品等，也是直觀地提醒研究者，茅盾對包括戲劇在內的多種新文學樣式，其實都有較深入的實踐體會。這不僅有助于我們多方面了解茅盾的文學活動，而且對包括茅盾的戲劇創(chuàng)作的認識，也會有所深化，至少他創(chuàng)作《清明前后》之前，在新疆學院時期，茅盾就有創(chuàng)作戲劇的體會，他還指導了新疆學院的學生進行了劇本創(chuàng)作。另外，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李躍力教授發(fā)表在《新文學史料》上的對當年新疆學院學生的《生活日記》所涉內容的解讀，幫助大家詳細了解到當年茅盾周圍的一些文學青年的個人情況16。所以，中國茅盾研究會組織的這次新疆年會，在我看來，它對茅盾研究是有觸動的，這種觸動，有直接的，像一些相關論題的提出，如果不是因為會議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還有一些是間接的，促使研究者關注到相關的一些問題，如新疆作為邊遠地區(qū)，它在1940年代新文學中的活躍，是與茅盾在新疆學院的任教有關系，這進一步觸發(fā)研究者從理論層面思考與茅盾相關聯(lián)的新文學史問題。

茅盾作為文學史研究對象，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不僅重要，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關注，同時，他也觸發(fā)文學史研究者建構起自己的學術思想，形成不同時代不同的文學史研究問題。對于新世紀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而言，作為對象的茅盾，同樣兼具上述雙重功能。

注釋：

1 妥佳寧、羅維斯：《牯嶺的矛盾——茅盾研究新論》，巴蜀書社2022年版。鐘桂松：《茅盾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版。

2 樊駿：《兩本關于茅盾文學道路的著作》，《文學評論》1960年第2期。

3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ed.， Merle Goldman， Mas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 12 參見孫中田、查國華編《茅盾研究資料》（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9頁、466。

5 參見葉子銘、沈衛(wèi)威《茅盾傳》美國南方出版社2024年版，第110頁。

6 參見查國華、查汪宏編《茅盾日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 參見韋韜、陳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

8 茅盾：《茅盾全集·三六·回憶錄二集》，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177—178頁。

9 楊揚：《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新文學中心的南移》，《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

10 像葉子銘等，將茅盾的小說歸類為“社會小說”，參見葉子銘編《茅盾·社會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11 夏志清：《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劉紹銘編譯，友聯(lián)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19、126頁。

13 參見葉子銘《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

14 參見樓適夷《茅公與〈文藝陣地〉》，收入影印本《文藝陣地》，上海書店1983年10月影印。

15 陸維天編《茅盾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 李躍力：《〈生活日記〉中的“茅盾在新疆”》，《新文學史料》2023年第4期。

[作者單位：上海戲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