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對于賈植芳，人們關注的是他在現(xiàn)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學科上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成果，還有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堅貞人格。其實他還是一位具有鮮明的主體意識和精神的作家，在小說、散文等文體上成就卓著。他的人生道路伴隨著貧困、奔波、苦難甚至牢獄，但他追求革命、獻身國家，特立獨行、卓爾不群。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深刻揭露、批判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黑暗、腐敗，發(fā)掘、剖析各種人物身上的國民劣根性；描繪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普通民眾的覺醒、斗爭，塑造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各種人物的成長、強大。并把自己放進文學，與歷史、他人“燃燒”在一起。體現(xiàn)了一個現(xiàn)代作家，對“五四”新文學精神的承傳與對“左翼”文學思想的汲納。他在自己的人生、文學中，書寫了大寫的“人”的形象。但賈植芳的文學作品，屬于那種曲高和寡的精英小說，因此需要學界更多的關注、闡釋和推介。

關鍵詞：賈植芳 人生與文學 大寫的“人”

一、“五四”精神與作家主體

賈植芳留給學界、人們的印象與記憶，是他豐富而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學術成果，還有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錚錚風骨。其實，他還是一位堅定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在小說、散文、紀實文學等文體上成就卓著。陳思和曾說：“賈植芳先生也是可以從許多方面的工作成就來介紹自己的，但他首先強調的是自己是個‘作家’。作家只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階層里一個較特殊的職業(yè)，但它所擁有的職業(yè)特點在那個時代環(huán)境里也許是最能夠體現(xiàn)出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但長期以來，人們關注的是他的學術研究，還有特立獨行的德行與人格，而或略了對他文學創(chuàng)作與作品的解讀、評論。賈植芳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繼承了魯迅開創(chuàng)的“五四”新文學精神以及后來的“左翼”文學思想，充分體現(xiàn)了一個現(xiàn)代作家的主體意識和精神，并把這種作家的主體性，貫穿在他一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學術研究中。

1916年賈植芳出生于山西襄汾一個富商家庭。1929年考上太原成成中學，開始接觸新文學作品與先進的社會科學著作，并初涉文學創(chuàng)作。1932年赴北京求學，考入教會學校北京崇實中學高中部。因參加社會活動、“一二·九”運動而被捕。在此期間，創(chuàng)作小說、散文等，在北平、天津、上海的《京報》《大公報》等報紙發(fā)表。1936年為避禍東渡日本求學，進入東京日本大學社會科，并參加文藝團體文海社以及進步文藝活動。1937年在胡風主編的《學習與工作叢刊》發(fā)表短篇小說，成為“七月派”作家，與胡風結為朋友。抗戰(zhàn)爆發(fā)，輾轉回國參加抗戰(zhàn)工作，赴山西前線在國民黨軍隊做日文宣傳和翻譯。1939年，受地下黨派遣進入國民黨新聞機關?？箲?zhàn)勝利前夕，在徐州從事抗日策反工作，被日偽警方逮捕?？箲?zhàn)八年，堅持寫作，在《七月》《抗戰(zhàn)文藝》等報刊上發(fā)表小說、散文和劇本，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1946年赴上海參加革命文化運動，主編《時事新報》文藝副刊，與人創(chuàng)辦文學刊物。1947年在《學生新報》發(fā)表紀念“五四”文章《給戰(zhàn)斗者》，再次被捕。后到青島蟄居寫作，完成《近代中國經(jīng)濟社會》論著。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進入上海震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并兼中文系主任，隨著院校合并，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主任，興辦現(xiàn)代文學學科。“胡風案”案發(fā)被捕，1978年解除監(jiān)督回中文系工作，1980年正式平反，恢復教授職務及教學研究工作，創(chuàng)建比較文學學科，任博士生導師。2008年在上海病逝，終年92歲。

一生四入囹圄，是賈植芳人生中的重要事件。1936年，他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上街游行示威，呼口號散傳單，遭到北平警察局以“共產(chǎn)黨嫌疑犯”罪名逮捕，關押兩個多月，后由伯父出錢保釋出獄。1945年，接受地下黨指令打入偽淮海省政府任參議，搞抗日策反活動，受到日偽警察局拘捕，關押三個月，因日本宣布投降而獲釋。1947年，他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化宣傳，創(chuàng)作揭露、批判黑暗現(xiàn)實的文學作品，遭到國民黨中統(tǒng)局的抓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妻子任敏及幾位青年進步學生，罪名是“煽動學潮”。坐牢一年，后在先出獄的妻子任敏、朋友胡風的多方營救下，得以出獄。1955年，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株連，在上海被捕入獄，直到1966年被判處，發(fā)配回復旦大學印刷廠監(jiān)督勞動，終至1978年平反摘帽，開始工作。這一次坐牢、勞改時間長達二十三年。

賈植芳苦難的人生，凝聚了中國苦難的現(xiàn)代歷史。他身經(jīng)革命、戰(zhàn)爭、牢獄，但沒有屈服、叛變、頹喪，而是始終堅守著知識分子的良知、道義、使命，在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中，表現(xiàn)著他的人生、情感、思想、生命，充分體現(xiàn)了一個作家的主體精神與人格。正如他所說：“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生命的歷程，對我說來，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過程。我生平最大的收獲，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還比較端正?！?

中國新文學中的杰出作家，大都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精神。正如有論者說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現(xiàn)代作家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其標志是生命意識的覺醒和理性精神的張揚。”3主體性是近代西方哲學中的一個重大論題，康德、馬克思都作過精辟論述。而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并未被關注。直到1970—1980年代之際，哲學家李澤厚在他的《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等論著中，才把主體性問題推向哲學前沿。到1980年代中期，劉再復發(fā)表了《論文學的主體性》等一系列文章，使“文學主體性”理論成為文學理論與創(chuàng)作中的熱點課題，引發(fā)了一場激烈的文學論爭?！拔逅摹鼻昂螅瑳]有出現(xiàn)主體性討論，但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倡導的“人的文學”，文學研究會主張的“為人生”的思想，郭沫若和創(chuàng)造社提倡張揚個性的觀點等，都旨在提高和強化人的主體地位和表現(xiàn)作家的主體精神，它與哲學的主體性是一脈相通的。賈植芳在短篇小說《人的悲哀》中寫道：“這世界正在發(fā)育，真理和生命一樣地存在于我們的本體中啊……”他后來在評價胡風時說：“胡風堅持‘五四’文學傳統(tǒng)，堅持作家的獨立人格，個人主體意識?！?在這里，“本體”與“主體”都是指的人、作家的主體性。所謂文學的主體性，指的就是在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中，作家既是實踐主體也是精神主體，要充分發(fā)揮作家的自主性、創(chuàng)造性，同時要把表現(xiàn)對象——人物也作為主體，人物按照自己的性格、思想、精神等行動、實踐，而不是某種外在力量支配的工具、傀儡。

有論者稱賈植芳為“雜家”。其“雜”超過了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的眾多作家、學者。他集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翻譯、文學研究、社科研究為一身，且能融會貫通，自成一家。

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小說是他的主要文體，出版有《人生賦》《人的證據(jù)》《賈植芳小說選》三種。散文、雜文是他的重要文體，出版有《熱力》《劫后文存》《暮年雜筆》等九種；從1934到2009年，共發(fā)表近一百六十篇，其中六十多篇屬于寫人紀事的純散文，其余則屬于隨感式、議論式雜文，有些序言后記體式自由，也被視為散文、雜文。劇本創(chuàng)作兩種有《當心，匪特造謠！》《家》。回憶錄、訪談錄兩種：有《獄里獄外》《世紀老人的話》。文學、社科研究方面。文學、社科翻譯六種，出版有《契訶夫手記》《俄國文學研究》《住宅問題》《人民民主主義的長成與發(fā)展》等。社會學著作一種，出版有《近代中國經(jīng)濟社會》。另外，主編和參與主編的著作十二種，主要體現(xiàn)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兩方面，如《中國現(xiàn)代文學社團流派》《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主潮》《中外文學關系史資料匯編》（1898—1937）等。

賈植芳的小說創(chuàng)作，從1930到1979年，近半個世紀，現(xiàn)存有十四篇短篇小說、一部中篇小說，共十五篇（部），約二十萬字。代表作有《人的悲哀》、《嘉寄塵先生和他的周圍》、《我鄉(xiāng)》、《在亞爾培路二號》（中篇小說）、《歌聲》等。另外，1930—1939年陸續(xù)發(fā)表的《一個兵的日記》《米》《蜘蛛》《霍林上尉》《手續(xù)劇》等六篇小說，散佚難覓。2020年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陳思和主編的《賈植芳全集》十卷本，收集了著者絕大部分作品，總字數(shù)485萬字。賈植芳的《人生賦》《我鄉(xiāng)》《熱力》等代表作，收入《七月派作品選》《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散文雜文集）等重要選集中。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成就，已載入王文英主編《上?，F(xiàn)代文學史》、崔洪勛等著《20世紀山西文學史》、楊義著《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

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魯迅的創(chuàng)作、思想及人格，成為一種強勁的精神文化傳統(tǒng)，深刻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作家。賈植芳的年齡、所處環(huán)境等使他不可能與魯迅有交往。但他十五歲上初中時，就開始閱讀新文學作品特別是魯迅的小說《吶喊》《彷徨》等，此后魯迅作品成為他終生的精神食糧。1936年他在日本留學，驚聞魯迅先生逝世，當即寫了散文詩《葬儀》發(fā)表在《留東新聞》上，并參加了中國留學生舉行的魯迅追悼大會。他在《認識魯迅》一文中說：“魯迅是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典范。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不同于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既能吸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又能批判中國封建文化中的糟粕，同時還能接受外來文化的營養(yǎng)?！?他稱魯迅是“惟一始終崇拜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錢理群深刻指出：“他有著類似魯迅的生活感受與生命體驗，也就是說，他是通過自身內在的生命欲求與魯迅相遇，逼近，擁抱的。”6賈植芳與胡風的關系，可稱“刎頸之交”、患難朋友。1937年賈植芳在日本東京內山書店，看到胡風主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文藝叢刊《工作與學習叢刊》一二輯，一邊展讀一邊“喜悅地發(fā)現(xiàn)，這是繼續(xù)高舉魯迅先生戰(zhàn)斗文學旗幟前進的嚴肅的文學刊物”。隨后便把認真寫成的短篇小說《人的悲哀》寄去。兩個月后，賈植芳收到了發(fā)表作品的叢刊第四輯《黎明》，還有三十元日幣。主編胡風在“編后記”中對小說給予了充分肯定。從此，賈植芳成為胡風創(chuàng)立的“七月派”重點作家，二人聲氣相投。在戰(zhàn)亂、艱難的時代，胡風提攜、庇護了賈植芳；在極“左”、荒唐的歲月，賈植芳支持、保護了胡風。賈植芳評價胡風：“我認為他是一個優(yōu)秀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又是詩人和翻譯家。在中國文壇上，屬于左翼陣營的革命作家，又是魯迅先生晚年的忠實助手?！?賈植芳認為，胡風繼承了魯迅的“獨立人格”“對現(xiàn)實清醒的批判態(tài)度”。而賈植芳同樣承傳了這種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主體性精神。

文學的創(chuàng)作思想與方法，決定著一個作家的文學道路與藝術特征。在這方面，賈植芳既秉承了“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又汲納了“左翼”文學思想。他說：“無論從思想上講還是從藝術上講，魯迅都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特色和成就。魯迅先生使用的方法是現(xiàn)實主義，同時也有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奉行“為社會”“為人生”的文學思想，堅持啟蒙、批判立場，加強社會現(xiàn)實的“真實性”描寫，努力運用“大眾化”藝術形式。這是賈植芳堅持不懈的創(chuàng)作追求。但“五四”文學精神與“左翼”文學思想，在賈植芳的小說、散文中，有時是和諧結合的，有時是并存、矛盾的。

二、敘述者“我”的“獨特”形象

很多讀者、研究者都注意到，賈植芳的作品中，有個突出的、頑強的“我”的形象。這個“我”就是作家自己，就是敘述者，第一視角。正如何滿子在《賈植芳小說選·小引》中說的：“這部選集所收的小說，除了《一幅古畫》外，都用的是第一人稱?！髡呤前炎约悍胚M了小說，放進了這些人物的生活中去的?！?其實這一說法不確。在賈植芳的十五篇小說中，除《一幅古畫》外，還有《相片》《神戶急行列車》《更下》《血的記憶》，都沒有采用第一人稱敘述。但在五篇小說中，又分明有一個人物就像作家本人“我”，或者有一雙作家本人的“眼睛”，在觀察，在敘述，使讀者感覺同樣是第一人稱敘述?？梢苑Q為“隱含”的“我”。此外，賈植芳的散文、隨筆作品，同樣是有感而發(fā)，直抒胸臆，作家主體的形象呼之欲出。甚至在他那些序言、評論文章中，學術性文章本該觀點“中立”，隱去自己，他也毫不隱晦，快人快語，旗幟鮮明。

文學敘述學是西方20世紀逐漸形成的，是文學理論中的重要課題。但在“五四”新文學中，很多作家已自覺地探索文學特別是小說的敘述視角、人稱、修辭等問題，促進了文學的現(xiàn)代轉型。徐岱在《小說敘事學》中說：“相比較而言，小說中最常用的人稱是第一與第三人稱。概括起來看，采用第一人稱‘我’進行敘述的最大好處，首先在于真實感強。這尤其是在當敘述內容中夾雜有某些具體可考的歷史事件與明確的時空背景時。在這種時候便像塞米利安所說，小說有一種仿佛是某人真實的生活經(jīng)歷的如實寫照而不是一篇虛構故事的幻覺?！?0現(xiàn)代文學史上，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者的，并不鮮見，但像賈植芳這樣“入戲”之深，把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精神歷程，還有作家自己的觀察、思考，都寫進文學作品的，還不多見。他的文學作品中的“我”，不是那種代表某個階層、人群的抽象的“我”，也不是沉湎在個人生活、情趣中的具體的“我”。而是一個既富有個體性格、思想、人格的“我”，又具有現(xiàn)代知識分子獨立、自主精神的“我”。

散文、隨筆強調真情實感，在賈植芳的這類作品中，凸顯了一個憂郁、勇敢、機智的青年作家形象。一類是描寫現(xiàn)實的混亂、衰敗的?！对诤涞纳虾！访枋觥拔摇迸c妻子行走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上海街頭，滿眼是臟亂、凄涼、求助的白俄人，隨意搜身的胖警察，讓“我”憤怒?！对诤淅铩肥亲髡邽樗骶幍摹稌r事新報》“青光”副刊寫的發(fā)刊詞，描述了上海冬天漫長的、逼人的寒冷，在寒冷中凍斃的人、干活的人們。期待喚起“充實戰(zhàn)斗的精神”，“突破寒冷的封鎖，走向萬物欣欣的春”。這里的寒冷，不只是氣候的冷，更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感受。另一類是揭露、批判社會的罪惡與嚴酷的?！兑粡堈掌肥羌o念南京大血案死難青年的。作家憤怒地質問統(tǒng)治者：這樣瘦弱、文靜的青年：“這是一個暴徒嗎？”勇敢地喊出：“暴徒萬歲！”《給戰(zhàn)斗者》發(fā)表于《學生新報》1947年9月，是“五四”征文作品，賈植芳因此而以“煽動學潮”罪名被捕。文章尖銳揭示“五四”運動“被利用和出賣”的現(xiàn)象，“‘五四’英雄的血徒然染紅了一些壞分子的紗帽頂子，‘五四’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也被一些反人民的力量用著盾牌甚至進攻的武器來殘民以逞”。號召“我們還得用戰(zhàn)斗去紀念‘五四’的戰(zhàn)斗；以鮮血紀念‘五四’所流的鮮血”。這些言論可謂振聾發(fā)聵，發(fā)人深思。再一類是感悟、破解現(xiàn)實生活中所隱藏的真理、哲理的?！稛崃Α穼懠依锏臒崴恳蛉w太緊幾次爆裂，昭示了生活中壓力與反壓力關系的真諦?！侗У耐婢摺穼懸粋€小孩子猛吹帶哨子的皮老虎，嚇退了野狗也吹破了玩具，揭示了“濫用你的‘虎’的力量”而導致壞的后果。《魔術班子》寫耍把戲的草臺班子變著法宣傳招徠觀眾，但很快散攤撤走，顯示了騙人的宣傳難以奏效的社會道理?！冻翋炂诘臄嘞搿肥恰拔摇痹诶Ь持袑ι鐣松母形?，凡二十則，表現(xiàn)了一個青年作家敏銳的感受、睿智的思辨。最后一類是歌頌國家的解放、新中國的到來。此時他蟄居青島，欣聞蔣匪軍潰敗，人民解放軍進城，他與妻子欣喜不已，寫下《美麗的早晨》《歡迎人民軍隊》兩篇短章。賈植芳的散文題材多樣、寫法靈活，注入了作家的喜怒哀樂。

評論、研究文章，自然可以有感性、有藝術，但它的屬性是理性、學術，要把二者的關系處理恰當、和諧，并不容易。學者的這類文章大抵枯燥無味，蓋因理性過強，喪失了感性。作為雜家的賈植芳，他的研究涉及文學、翻譯、社會學等；他的寫作文體，除小說、散文外，還有序跋、書評、論文等。在后一種稱為文學評論的文章中，他同樣以敘述者、評論者的身份出現(xiàn)在文本中，表達自己的感覺、體驗、思想，以感性引導理性，以理性支撐感性，使二者水乳交融。這在眾多的學者寫作中，是甚為罕見的。

賈植芳在晚年大約寫有一百三十多篇書籍序跋，人們戲稱其“寫序專業(yè)戶”。他在自己的一本“序跋集”的“前記”中坦陳：“從本書的構成上說，它既有我自己寫、譯、編的書籍的序文或后記，更多的是給老中青三代人著譯寫的序文；但大半是為中青年兩代人著譯寫的序文，目的是起個廣告作用，用商業(yè)語言說，是為了‘以廣招徠’。因為這年頭，嚴肅的文藝著譯和學術著作，出書尤其不易，為了對他們的勞動成果給以應有的品評，把他們推向文化學術界，我義不容辭地為他們的破土而出搖旗吶喊。”11賈植芳的序言、后記，不僅洋溢著感情，情動于衷；同時充滿了理性，明察秋毫。他對作者的每本書都要做專業(yè)的研究、思考，進而作出中肯的、學術的評判。寫這種簡短的序跋文章并不容易。譬如《一雙明亮的充滿智慧的大眼睛》是為路翎的論文集寫的序言，《新月下的夜鶯》是給《徐志摩傳》作的序文，《一個探索美的人》是為他的學生施東昌的同名小說寫的序言等等，這些序言不僅寫了對作品的感受、評價，同時寫了“我”與作者的關系、交往、印象，甚至用小說筆法，寫了作者的形象、眼睛，如對路翎、施東昌眼睛的描寫。情真意切、感情濃郁，情理交融、有如美文。

還有一部分序言、講稿等，賈植芳則側重理性、學術。但在純正的學理論說中，也透出作者靈動的感性體驗。譬如為自己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社團流派》作的序言，其中對現(xiàn)代文學史上社團流派的宏觀把握與如數(shù)家珍；給董大中著《魯迅與高長虹》一書寫的序言，文中對地域文學和現(xiàn)代文學史料的廣泛占有和獨到透視，顯示出一種嚴謹學理和真切感悟所融合達到的澄明境界。譬如《瞿秋白對中國無產(chǎn)階級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的開拓性貢獻》《關于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學術討論會、訪學講座上的講稿，提綱挈領、邏輯嚴密，而又充滿激情，富有思辨色彩。

賈植芳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是他的學術專業(yè)，發(fā)表有近百篇文章。他的學術文章與大多數(shù)學者的文章不同之處，在于他的文章有自己的觀察、體驗，自己的見地、思考。在學理中融入著自己的感情、生命。作家的主體性轉變?yōu)閷W者的主體性。譬如《中國新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中國留日學生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十年來中國小說之發(fā)達》等，立論高遠，史料扎實，論述簡樸，讀者時時能感受到作者的呼吸、存在。譬如《果戈理和我們》《“用愛和信念勞動”——紀念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精通俄語，深諳俄羅斯文學，有很多譯著，又崇拜這些著名作家，所以文章既有感性體驗，又有理性觀照，是散發(fā)著感性、靈性的學術研究文章。賈植芳曾說他是“社會上的人”而不是“學問中人”，正是這種跨界身份，使他的學術文章，具有了一種實感、生氣、創(chuàng)造性。

小說與散文、隨筆以及學術文章相比，敘述者的選擇、設置顯得更加重要、更加復雜。散文等文體中的“我”，是簡單的、直接的。而小說文體，可以選擇“我”“你”“他”等多種人稱、視角。就敘述者“我”而言，在小說中的隱現(xiàn)、輕重，也有很大的騰挪空間。賈植芳的十五篇（部）小說，第一人稱占三分之二，第三人稱占三分之一。第一人稱“我”有時只是一個觀察者、敘述者，并非其中的重要角色；有時則是其中的主角，是事件的當事者、敘述者。而幾篇無“我”的第三人稱小說，“我”有時“靈魂”附在“某人”身上，“某人”成為“我”的替身，依然能感受到作家“我”的存在。有時作家則以自己獨特的視角、聲調敘述，“我”看不見但能感到時時處處的存在。這是一種隱含的“我”的視角和敘述，同樣可以視為第一人稱小說。魯迅在小說的敘述視角、人物上，極富創(chuàng)造性，形成了多姿多態(tài)的藝術模式。賈植芳潛心研習魯迅小說，在敘述的視角、人稱上也作出了多種探索。賈植芳也許沒有有意在小說中表現(xiàn)自己，但他強烈的知識分子思想和精神，他的艱難而曲折的人生命運，自然而然地流露在他的創(chuàng)作歷程中，從而像顯影液中的底片一樣，漸漸呈現(xiàn)出一個相對完整的現(xiàn)代作家形象以及他的精神演變圖景。譬如少年時的求學情景，青年時的回國抗日，抗戰(zhàn)時的驚險故事，戰(zhàn)后的所經(jīng)所見，監(jiān)獄中的黑暗與斗爭……精神歷程上，則經(jīng)過了從苦悶、追求，到獻身、進取，到受難、自勵，到成熟、強大的大致軌跡。

三、戰(zhàn)亂中“人”的苦難命運

1930—1940年代的中國，軍閥混戰(zhàn)，日寇入侵，政局動蕩，經(jīng)濟凋敝，革命蜂起，滄海桑田…… 賈植芳在這樣的背景下，求學，從文，革命、從軍、坐牢，目睹了世事的變遷、各種人物的命運。他賡續(xù)“五四”文學的啟蒙、批判精神，繼承魯迅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關注和表現(xiàn)各種人物的性格、行為、命運、思想特別是他們精神世界的嬗變，在他的小說、散文作品中，刻畫、塑造了眾多鮮活、扎實的人物形象。總體而言，他的筆下主要有兩類人物形象，一類是普通的社會民眾，一類是各種知識分子形象?！拔逅摹毙挛膶W與傳統(tǒng)文學的最大不同，就是對人的關注、突出，賈植芳繼承和深化了這一文學傳統(tǒng)。

賈植芳1930—1940年代的散文，有很多篇是寫人的。他描寫了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況與精神特點?！洞巴狻穼憽拔摇弊≡谏虾５幕臎鼋紖^(qū)，一天在雨中行走，突然在一座“紅色洋房”樓下的轉角處，看到一個用布緊包著的嬰兒，在雨中啼哭著、掙扎著。“我”踟躕不前，但卻沒有能力抱養(yǎng)孩子，回到住所聽著野狗在樓下?lián)屖硧雰?，心在顫栗…?風雨、洋樓、嬰兒、狗叫。作品中充滿了對不公平社會的批判，對普通百姓生存的悲鳴。《距離》寫的是抗日戰(zhàn)爭中的一幕情景，一位支前農(nóng)民在戰(zhàn)場上受傷被送往后方醫(yī)院，抗戰(zhàn)士兵、村里農(nóng)民，全力以赴地護送、搶救他。表弟、漢子、馬夫、麻臉等，都在作著最大的努力，顯示了戰(zhàn)爭中普通人身上迸發(fā)出的真善美的一面。在這些精短散文中，折射出作家的“五四”人文情懷與“左翼”社會思想。

在另外一些散文中，賈植芳則揭示了知識分子、上流人物的假丑惡一面?！赌樧V》寫一些文化人把自己裝扮得像紳士、像淑女，卻什么也看不起、不想做，拿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來，尖銳揭露了他們的虛偽與無知?！毒蚰拐摺穼懸晃桓邆€闊臉的男人，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去為自己掘墓，“我”委婉地開導、安慰他，他執(zhí)拗地說“這是我的意志”。作品蘊含了豐富的哲理，揭示了某些上流人物、知識分子，封閉、固執(zhí)，“一條道走到黑”，干著“自掘墳墓”的蠢事。這也是一種國民劣根性。作家在這些作品中，發(fā)掘和批判著種種國民性。

賈植芳是1930年代出道的作家，此時“五四”新文學已轉向“左翼”文學，但賈植芳依然恪守著新文學的啟蒙、批判精神。他在一次對話中說：“作為一個作家，魯迅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看得很透徹，看到底就是‘人吃人’。歷史多少次改朝換代，改變的只有吃人者的不同，遭殃的還是老百姓。所以魯迅早期有悲觀主義傾向，他認為這是輪回，于是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口號。中國農(nóng)業(yè)社會中的老百姓在壓迫下變得麻木、盲目、自私、冷漠，你看魯迅寫的《藥》，革命者為了救國救民，被抓住砍頭，看熱鬧的老百姓拿饅頭蘸了他的血吃，這是多么大的悲劇。”12他在多篇小說中描寫了底層社會民眾的眾生相。譬如早期的代表作《人的悲哀》，寫“我”投身革命而被捕入獄，釋放后靠家庭“面子”，棲身城里一家麻袋商店，在這里看到了底層社會的真實情景與底層人物的種種面目。正逢軍閥混戰(zhàn)、土匪橫行，小店處于歇業(yè)狀態(tài)。店里的人們惶惶不安，一人一副模樣。賬房先生是領頭的，穿著講究的灰袍子，不斷呵斥伙計們，顯示著自己的權力；小伙計起發(fā)小心謹慎，卑躬屈膝，但也少不更事，多嘴多舌；跑外的先生牽掛著故鄉(xiāng)的家庭與妻子，脾氣暴躁，動輒打罵小伙計。掌柜出身窮苦，靠膽大冒險做生意而暴發(fā)，亂世之中崇尚享樂人生，吃喝嫖賭夜不歸宿，伙計們在背后說風涼話，他對社會、生意失去了信心。從伙計到掌柜，對“我”的“夢想”、行為壓根不能理解，甚至斥為“胡鬧”，對革命青年被殘害幸災樂禍。他們的樂趣在觀賞、嘲笑走過鋪子、唱著戲曲的中年乞丐；在驚嘆、議論那只領著羊群走到屠宰場的高大的頭羊。在這些普通民眾身上，顯示著一種無處不在的麻木、自私、冷漠、好斗、虛偽的國民劣根性。胡風在書刊的《校后記》中評價說：“《人的悲衰》是一篇外稿，也許讀起來略嫌沉悶吧，但這正是用沉悶的堅卓的筆觸所表現(xiàn)的沉悶的人生。沒有繁復的故事，但卻充溢著畫的色調和詩的情愫，給我們看到了動亂崩潰的社會的一圖?！?3這是賈植芳第一次給胡風寄稿子，他們在思想、藝術上是息息相通的。錢理群認為，賈植芳這篇小說在創(chuàng)作思想、情感表現(xiàn)、藝術形式上“有直接模仿魯迅的痕跡”。《相片》創(chuàng)作于1934年，比《人的悲哀》更早。小說的主人公是高小生三子，不是“我”，但三子身上有作家的精神投影。三子高小畢業(yè)一心想上中學，媽媽也期望兒子念過書找一個“高點的事情做”。但父親當兵陣亡，家里一貧如洗，三子的上學竟被照相片、買畢業(yè)證兩項共三元一角錢擋住了。媽媽當了自己的銀首飾，依然湊不夠。小說描寫了烈士家庭的艱難貧困、兒子無錢上學的悲慘現(xiàn)實，更表現(xiàn)了高小、中學校長的冷漠無情。母子倆去高小校長那里領畢業(yè)證，校長仰著臉說：“你交了證書費嗎？”“沒錢想念書，你想想！我們這個是官立學堂……”母子倆又去中學校長那兒求乞報名，中學校長擺著手、轉著腦袋說：“你，你別廢話，咸三淡四的，我們這是學堂……”母子倆懇求、下跪、訴說，都無濟于事。面對困境，幼小的三子想的是：“有志氣什么事也辦得成；只要有志氣，岳飛什么的大忠大賢原來也不都是很窮的嗎？”賈植芳出生在富裕家庭，自然不存在無錢上學的事，但他身邊的同學一定會有，而三子一心求學、執(zhí)著上進的精神，正是賈植芳固有的。他更看到了三子求學的道路上，那些普通校長身上冷漠、麻木、傲慢的品性與人性，如何毀滅著青年學生的理想。

在戰(zhàn)爭、動亂時代，更能窺見各種人物的命運變遷、精神裂變。人在戰(zhàn)爭中，顯得那樣渺小、脆弱、無助。一場戰(zhàn)爭，就會改變無數(shù)人的生死、前途。不管是窮人、富人，還是百姓、官員。戰(zhàn)爭就像一個殘酷的考場，有的變?yōu)榕撤?、俗人、叛徒、漢奸。有的成為勇者、英雄、領袖、烈士。大多數(shù)是蕓蕓眾生，少數(shù)人才成為大寫的“人”。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由于他們的知識、地位，他們在戰(zhàn)爭中的命運更加變幻莫測，他們的精神世界也更加錯綜復雜。賈植芳在他的小說中，聚焦上流人物、知識分子，刻畫了一系列有文化的官員、軍人、專業(yè)人員形象，揭示了他們的精神世界；抓住了人物的精神脈動，就深入了人與社會的深層和本質。譬如《人生賦》，寫“我”與友軍上尉坐火車從山西戰(zhàn)區(qū)到西安去，同一包廂還有青年牙醫(yī)、機關軍人共四人，憔悴而瘦高的牙醫(yī)向陌生的旅客，講述了戰(zhàn)爭歲月行醫(yī)難的故事。他本是一位富家公子，醫(yī)科大學畢業(yè)，在老家上海開牙科醫(yī)院，過著舒適而富足的生活。但戰(zhàn)爭開始，城市大亂，他把自家醫(yī)院改成傷兵醫(yī)院，又捐款捐物支援抗戰(zhàn)，成為一位追求進步和革命的青年醫(yī)生。此后他輾轉重慶，又依靠自己的高明醫(yī)術積累資金，開設了牙科醫(yī)室，但在敵機的狂轟濫炸下“一瞬化為灰燼”。目睹熊熊大火中消失了的醫(yī)室，他突然“感到茫然、疲憊、憤怒，那么壓人欲倒的感情”。之后他又逃到西安，再建醫(yī)室卻受到有政治靠山的老醫(yī)生的恐嚇，投資經(jīng)商則被黑心生意人騙了錢財，他變得越來越務實、頹廢，行醫(yī)以賺錢為目的，找了一個姑娘過著凡人的生活。錢理群分析說：“賈植芳在他的小說中，則揭示了另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同樣是悲劇性的選擇：他們由戰(zhàn)爭虛無感走向頹廢主義與市儈主義。”14青年牙醫(yī)本是一位有理想、有激情的知識分子，但在改變一切的戰(zhàn)爭中，他的信念被轟毀，走向了頹廢主義與現(xiàn)世主義?！妒Ｓ鄡r值論》里的余子固，也是一位深受戰(zhàn)爭“精神創(chuàng)傷”的知識分子。他是“我”的朋友，一位出身優(yōu)越、又有文化、在政府供職、生得俊秀瀟灑、沉浸在美好愛情中的青年。而在血與火的戰(zhàn)爭中，前途、愛情都被打碎了。他追求進步奔向抗戰(zhàn)部隊，在司令部做參議，但卻難以擺脫落寞、絕望的情緒，變得孤獨、頹廢、抑郁。而“我”同樣是一個知識青年，雖然身處抗戰(zhàn)前線，但東奔西走，工作不穩(wěn)定，環(huán)境又險惡，也在思考著人生道路、人生價值等問題?！独硐胫髁x者》以“我”為視角，同時寫了戰(zhàn)爭背景下三位年輕知識分子?！拔摇痹诒狈匠鞘泄ぷ鳎酚?、方善里夫婦來投奔“我”，二人本來是有文化、有血性的青年，懷抱“偉大的理想”奔赴華北敵后戰(zhàn)地工作，但在戰(zhàn)爭“沖天的波浪中”，他們失望、退縮了，從重慶到北京到北方城市，一路奔波，孩子夭折，生活無著，成為難民。與他們一路相隨的兄長方先生，是燕大畢業(yè)生、物理學教授，失業(yè)逃難，滿腹怨氣牢騷，抱怨國家沒有秩序、法律、輿論自由，要到美國去。志大才疏，充滿幻想。殘酷的戰(zhàn)爭、嚴峻的現(xiàn)實，粉碎了他們的理想、信仰，深陷在生存的艱辛奔波中。作家對他們既有同情、關心，又有批評、諷刺。

在另外一些小說中，賈植芳則描寫、揭示了一些知識分子、上流人物，特別是政府、軍界的公職人員，他們在長夜漫漫的戰(zhàn)爭中，思想、精神上變異、扭曲，行為、生活上墮落、腐敗。他們連做人的底線也喪失了?！恫蔹S色的影子》里“我”的鄉(xiāng)黨史得彪，參加過北伐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是一位有過戰(zhàn)功的高級軍官。但一邊打仗一邊暗地里販賣煙土，幾乎被槍斃。后退出軍界經(jīng)商賺錢，找了漂亮女人，開始了及時行樂的世俗人生。他的人生觀是“快活一天算一天”。整個國家、軍隊都沒有希望，他的精神信仰也在戰(zhàn)爭中坍塌，變成一具行尸走肉。《更下》中的何天民、老夏，一位是退伍經(jīng)商的老資格軍人，一位是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他們曾經(jīng)是有教養(yǎng)、有抱負的精英知識分子。但面對無休止的戰(zhàn)爭，動蕩中的國家、社會，他們開始聯(lián)手，打探消息行情，倒販煙土，以圖暴利。他們所信奉的，正如何天民說的：“百分之百的今天主義”，“我們要用一切努力來建樹自己的今天，有了錢就什么也有了”?！鞍笥谛乃馈?，兩位的心已死去?！兑环女嫛芬约彝榍腥朦c，折射了抗戰(zhàn)后國軍內部的混亂、衰敗，軍心的渙散、沉淪。敗軍之將李尚功退休上海，過著渾渾噩噩的世俗生活，年輕婦人學上海女人的摩登生活，盼望著第三次戰(zhàn)爭爆發(fā)而發(fā)國難財。那位未出場的靠邊站的軍長，自暴自棄，白天酣睡，夜里小公館逍遙；而軍長太太趕時髦，追享樂，對國家形勢一派無知。特別是那位曾經(jīng)做過李尚功秘書的王興文，想依傍老首長出面出資辦學校，想倒販古畫斂財，為了發(fā)財使出詐騙、造假、傳謠等種種卑劣手段。一個知識分子走向了墮落、犯罪。賈植芳曾在軍隊、政府工作，熟悉各種人物。他透過這些人物的內心和精神世界，呈現(xiàn)了人在戰(zhàn)亂時代所經(jīng)歷的艱難困苦、人性人格的變遷沉浮，同時也表現(xiàn)了中國社會1930—1940年代所走過的悲劇歷史。

賈植芳近五十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道路，始終堅持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精神與方法。但1930年代前半期更多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啟蒙、批判傳統(tǒng)，如本節(jié)論述的這些篇章。后半期之后則汲納了“左翼”文學“真實性”“大眾化”的創(chuàng)作思想。筆者將在下節(jié)闡述。自然二者常常是并峙、結合在一起的。胡風等創(chuàng)建的“七月派”文學流派，強調作家要關注社會現(xiàn)實，體現(xiàn)鮮明的政治態(tài)度，要有強烈的戰(zhàn)斗性和藝術激情。賈植芳的小說與“七月派”文學思想是完全吻合的。賈植芳的小說體現(xiàn)了魯迅“為社會”“為人生”的現(xiàn)實主義宗旨，努力暴露現(xiàn)實社會的問題、痼疾，深刻剖析普通民眾以及知識分子的人性、精神，達到了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高度與深度。他在表現(xiàn)方法與手法上，精心選擇敘述視角，巧妙組織情節(jié)結構，突出人物形象特別是精神和人格。充分運用細節(jié)描寫、心理刻畫以及象征手法等。他的敘述語言簡練、細膩、剛勁、抒情，頗有魯迅、沙汀語言的韻味。但總體而言，他的小說是一種精英小說，感性豐茂而理性很強，篇幅精短而內容深博，人物堅實而性格較弱，造成一種晦澀、沉悶的藝術局限，給普通讀者的閱讀帶來障礙，削弱了他的小說的傳播和影響。因此，賈植芳的小說需要格外關注、闡釋。

四、堅貞人格是鍛造而成的

賈植芳對歷史、對人性，始終葆有理想主義、樂觀主義。他說“我永遠是一個歷史樂觀主義者”。“理想的火光”，“畢畢剝剝的燃燒著”。15盡管他在小說、散文等類作品中，揭示了社會現(xiàn)實的黑暗、嚴酷，表現(xiàn)了各種人物的命運以及他們身上的國民劣根性。但并未消解他對社會發(fā)展的憧憬，對國人人性的期望。特別是在創(chuàng)作后期即1930年代后半期之后，他表現(xiàn)了抗日戰(zhàn)爭和國共戰(zhàn)爭中，各階層民眾反抗、斗爭精神的增長，塑造出一些堅實有力的革命者形象來。他自己也是這歷史大潮中的一分子，歷經(jīng)艱難命運、嚴酷斗爭，也在不斷造就自己的人格、精神，顯示了一個革命者、“左翼”作家的人生步履。

按照賈植芳的家庭出身、才華學識、社會關系，他本應有更平順、安定、富有的人生?；蚴巧倘耍蚴枪倮?，或是學者。但他偏偏走了一條狹窄、坎坷、險峻的人生道路。不安分的靈魂、耿直的個性、對真理的執(zhí)著，使他總是走向不可測的逆境、災難。他一生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對政治也了無興趣，他只想做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按照自己的感覺、意愿，說話行事。他的一生有許許多多傳奇故事。譬如1936年春節(jié)他被北平警察局關進監(jiān)獄，他嫌飯菜不好，大叫：“我不要這個飯，我要吃好的！”并怒砸飯碗。譬如1947年他讓國民黨中統(tǒng)局又一次投進牢獄，特務嚴厲審訊，讓他供出胡風和發(fā)表反共宣言，他機智應對，寧可死也不背叛革命和朋友。譬如1967年，賈植芳還在復旦大學印刷廠監(jiān)督勞動，干著各種臟活、重活，妻子任敏從老家來看望他，看到的卻是一個挺胸闊步、熟練干活的壯勞力，絲毫不像一個被“專政”的“犯人”。他始終保持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自信、自尊。

賈植芳不斷說起、強調的端正的“人”是什么樣的“人”呢？這個“人”既是行動、實踐的人，更是精神、人格的人。李仁和在闡釋這個“人”的內涵時說：“先生所說之‘人’，并非中國傳統(tǒng)社會流行的‘做人’的‘人’，而是類似魯迅先生所言‘精神界之戰(zhàn)士’式的人?！奔匆粋€“不是依附于別的什么人的人”，“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人’”，一個“為人類自由、平等、解放不懈奮斗的‘人’”16。用哲學語言說，就是具有主體性意識和精神的“人”。一個作家、學者，自然應當擁有這種主體性精神。劉再復在《論文學主體性》中說：“作家主體性的最高層次，則是作家的自我實現(xiàn)。所謂自我實現(xiàn)，就是作家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示?！薄白骷抑黧w力量的實現(xiàn)，必須使自己的全部心靈，全部人格與時代，社會相通，必須‘推已及人’，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一切最美好的東西推向社會，推向整個人類。”17賈植芳在他的小說、散文中，不但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思想、人格、生命，充分體現(xiàn)了作家的主體性；同時也把筆下的人物當作主體性人物，刻畫他們的命運、操守、人格，塑造出端正的“人”的形象。

散文是作家紀事、寫人、抒情、議論最便捷的一種文體。賈植芳所以一直到晚年依然鐘情寫散文，就是覺得散文寫作最能體現(xiàn)自己的主體意識和精神。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散文更本色、自由一些，是作家筆下的散文。如《記憶》敘述“我”在日本旅行，火車上遇到一位日本某大學教授，他神態(tài)誠懇而嚴謹，主動向“我”談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表達對當局的不滿和看法，使我感受到：“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大部分人民卻是我們的友人?！北憩F(xiàn)了作家寬廣的胸懷和視野，對日本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的尊敬。《悼黃浪萍君》描寫了北平藝術院教授黃浪萍，嚴謹而沉默的性格，但在制作孫中山遺像、參加抗日培訓等活動中，總是積極、默默地前往，結果在保衛(wèi)九江的戰(zhàn)役中犧牲了。作家評價說：“浪萍君是完成了生活，停留在英雄的階段……”他對真誠而公正的日本教授、嚴謹而沉默的中國朋友，都給與了肯定和贊美。賈植芳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散文更理性、睿智一些，是一種學者筆下的散文。他寫了一大批自己熟悉的作家、文人。譬如《悲痛的告別》寫“我”與胡風半個世紀的交往與友情，他的死對“我”的震動?！妒捾娪∠蟆穼懯捾娖椒粗蟮纳钆c精神狀態(tài)，他對“文革”的悲憤回憶?！度烁瘛と诵浴と饲椤穼憽拔摇迸c現(xiàn)代派作家施蟄存的交往與友誼，真誠贊賞他：“堅持自己的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尤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頭腦清醒，潔身自好，從沒有按照當時的政治需要寫過損人利己的批判文章”的道德情操。這些散文把筆墨集中在不同的知識分子身上，肯定了他們的正直善良、獨立自主、敢于抗爭的品德與精神。

小說是一種更能表現(xiàn)深廣、復雜、微妙的社會生活和人生存在的文體，它在藝術上有更高的要求，是整個文學“家族”中的“重器”。賈植芳在小說中描繪各種各樣的人物，寫自己的遭遇命運、精神演變。寫他人的勇敢、進取、抗爭，給他的人物群像增添了光彩照人的形象。《相片》被賈植芳當作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其實在此之前他還有多篇小說發(fā)表，但已散佚不存，因此對這篇小說十分看重。小說表現(xiàn)一個鄉(xiāng)村孩子上學的艱難，那位高小生三子，兩次說到、想到岳飛的窮苦出身和遠大志向，也正是十八歲的賈植芳的精神追求。學習古代的忠臣義士，繼承儒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正是“五四”青年一代共同的精神追求。《神戶急行列車》呈現(xiàn)的是1937年秋天，賈植芳乘火車回國抗日列車上看到的情景。小說沒有用第一人稱敘述，但列車上那兩位中國青年中的黑瘦子，就是作家的影子。兩位青年目睹了日本出征兵士的興奮、歡呼、高歌的畫面，親見了日本人對侵華戰(zhàn)爭的自豪、自信態(tài)度，有個日本老人甚至對他們說：“你們……回到貴國做了‘支那’大臣，要和日本”，“親善”。兩位青年特別是黑瘦子，深感壓抑、孤獨、憤懣，他們用冷漠對抗著喧囂，甚至跑到餐車上喝咖啡避開。列車上的經(jīng)歷，更增強了賈植芳回國抗日的信念。

但在漫長的抗日戰(zhàn)爭中，賈植芳悲哀地看到，大好河山被戰(zhàn)爭摧毀，它自身也在腐敗、衰落；那么多進步的、革命的青年，有的落伍，有的頹廢，有的變質，讓他震驚、深思?！恫蔹S色的影子》中寫了兩位退出軍隊的軍人，一位是過去一邊抗戰(zhàn)一邊販賣煙土的史得彪，一位是“我”?！拔摇辈皇钦鎸嵉淖骷易约?，有所虛構?！拔摇碑厴I(yè)于大學法律系，曾在抗戰(zhàn)部隊當法官，抗戰(zhàn)結束后離開軍隊，落在上海，躲在小房子里“清算著自己，嚙著自己的靈魂一樣的過活?！瓗е劝四昵斑€激動的悲憤，覺得這個國家，要講求‘衛(wèi)生’，就非徹底地用血洗刷一下不可”。此時“我”的內心，清算、反思的是自己的人生、思想，還有國家的問題、變革等。因此“我”對史得彪“快活一天算一天”的人生觀十分“嫌惡”，對他的去“喝兩盅”十分不情愿?！陡杪暋肥琴Z植芳新時期寫的唯一的小說，故事的時代背景是1975年。當時“我”還在學校工廠監(jiān)督勞動，“文革”尚未結束而曙光已現(xiàn)。“我”在上海街頭偶然邂逅老朋友、老獄友老陸?！拔摇贝髦弊?，還未平反，依然堅信歷史、未來；而老陸“一場噩夢結束”，已然看破世事人生?！拔摇币龑Ю详懟貞洷O(jiān)獄中獄友們合唱歌頌新中國的歌聲，重復著當年我們說過的“要活得像一個人”的誓言，使“我”看到了他的眼里又“突然變得年輕的、熾熱的眼光”。賈植芳的精神歷程，自然會有低潮甚至危機的時候，但他總能跨越障礙，堅韌前行；在朋友出現(xiàn)頹喪、失望的時候，也能從歷史的回憶、汲取中，重新喚起力量和勇氣。

賈植芳的特殊經(jīng)歷，使他擁有一個監(jiān)獄題材領域，他用小說、散文等文體，真實、細膩、開闊地表現(xiàn)了這個領域。《血的記憶》描述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監(jiān)獄警衛(wèi)馬得生與年輕革命者的故事。這位年輕革命者在小鎮(zhèn)監(jiān)獄、在縣城監(jiān)獄，兩度上重刑，都堅貞不屈，拒不招供。他把經(jīng)受重刑當作“保衛(wèi)真理、保衛(wèi)人格的斗爭”。他的精神感化了純樸的馬得生。一個勇敢、大義、堅毅的革命者的形象躍然紙上。《人的斗爭》以“我”為視角、敘述者，講述1947年監(jiān)獄中的生活，講述地下革命者——雜志主持人陳子濤的悲壯故事。特務組長軟話勸說，重刑折磨，老陳死去活來，一句話不說，最后難以忍耐，想用布條自殺被獄友勸住。顯示了真正的革命者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現(xiàn)實例證。《在亞爾培路二號》是賈植芳唯一的中篇小說，是作家計劃寫作的長篇小說《人的證據(jù)》第一部，而前述《人的斗爭》是第二部。計劃中的長篇小說未能完成。在這部六萬多字的中篇小說里，作家“我”精心、從容地描述了第三次坐牢的前因后果，獄中恐怖、艱苦的犯人生活，頻繁的審訊用刑，獄友們同監(jiān)獄官吏們的尖銳斗爭，牢房中暗地組織的財政、衛(wèi)生、外交三個部以及分工與運作，八月十五共度中秋節(jié)、全體難友大合唱的故事情節(jié)。讓讀者看到了一個昏暗、慘烈而又悲壯的“地獄”世界。在故事情節(jié)的推進中，又刻畫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如慮事周全、管理有方、在獄中很有威望的印刷廠老板駱仲達；如因賣進步報紙而被投入監(jiān)獄、表現(xiàn)活潑的小寧波；如政府官員之間內斗因經(jīng)濟問題被關押的江特務；如受“我”牽連被抓、一直保護“我”的妻子任敏；而“我”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因發(fā)表進步文章被捕?！拔摇痹诎钢薪吡ΡＷo被牽連的同志朋友，面對敵人的審訊堅定、智慧地應對，在獄中努力體現(xiàn)一個知識分子的修養(yǎng)與人格。暗無天日的監(jiān)獄生活與斗爭，考驗、鍛煉了“我”的能力與意志。

抗日戰(zhàn)爭題材，是賈植芳小說創(chuàng)作中交響樂式的篇章。1930—1940年代之際創(chuàng)作的《嘉寄塵先生和他的周圍》與《我鄉(xiāng)》，作家當作報告文學，強調的是它們的現(xiàn)實性、真實性。同時又有著鮮明的藝術性，是為紀實小說。前篇寫“我”在炮火連天的山西抗戰(zhàn)前線，作為抗戰(zhàn)部隊的機關干部，與幾位同行赴中條山鄉(xiāng)村開展放賑工作，一路上耳聞目睹的全是抗日英雄嘉寄塵，讓“我”深受震驚和感動。嘉寄塵也叫嘉康杰，是山西夏縣一位辛亥革命先驅，晉南最早的共產(chǎn)黨人。他出身富裕農(nóng)家，兩度留學日本，在晉南創(chuàng)辦學校，實行土地改革，在當?shù)孛暫蘸?。他投身抗日?zhàn)爭，建立游擊隊，在中條山與日軍機智斗爭，民眾奉為神明，有許多民間傳說。想不到“我”與嘉寄塵在農(nóng)民的窯洞中不期而遇，想不到他是那樣的樸實、睿智，“肥大的藍布棉襖和棉褲，白布襪子；鬢角蒼灰，還有唇邊的叢雜的短髭；但奇異的是那微笑，是溫和慈愛，明朗得渾然一體……”“的確的老莊稼漢！”這是一位知識分子、革命家、抗日英雄、老莊稼漢奇妙融合的獨特形象?！拔摇弊鳛榭谷哲娙耍瑧n國憂民，但卻常常產(chǎn)生“憂郁”“幻滅”“憤懣”的情緒，在嘉寄塵和他身邊的農(nóng)民身上，“我”感到了自己的幼稚、軟弱，看到了英雄和民眾的崛起?！段亦l(xiāng)》寫的是“我”在抗戰(zhàn)期間的一次回鄉(xiāng)經(jīng)歷?！拔摇遍L途跋涉回到闊別四年的晉南，但故鄉(xiāng)依然籠罩在戰(zhàn)爭的陰云中。作為軍人，在家鄉(xiāng)的幾天中，一面感受到的是故鄉(xiāng)的貧窮、破敗，一面目睹了親人們和鄉(xiāng)親們在戰(zhàn)爭中的覺醒、斗爭和成長。父母親的關愛、弟妹們的歡喜，回老院查看舊房，上祖墳祭奠亡妻…… 都使“我”感受到一種鄉(xiāng)情、親情的溫暖與珍貴。特別是日軍襲擊、同全家人的“跑反”中，親人之間的相依照護，父母命我們小輩快跑，農(nóng)村自衛(wèi)隊對日軍的反擊作戰(zhàn)，深深感動、震撼了“我”。“我”對戰(zhàn)爭、農(nóng)民，生命、自我這些問題，有了嶄新的體驗與認識。戰(zhàn)爭自會打碎一個舊的世界但也會催生一個新的世界，農(nóng)民將會在戰(zhàn)爭中成長為一種新人?！拔摇薄安粦撁Ｈ缓蛻n郁的。應該挺身高歌，呼喊生命的愉快和偉大”。是“戰(zhàn)亂的故鄉(xiāng)，是賦予我們以人生和戰(zhàn)斗之勇氣的。它是這樣的一個新的人生之港灣”。一趟故鄉(xiāng)行，使知識分子的“我”深刻解剖、反思了自己，真正認識了底層社會和民眾的偉大力量，“我”在精神上又攀上一個新的峰巔。

賈植芳曾說他的文化文學思想，是在1930年代“左翼”運動中形成的。如果說他1930年代前半期的創(chuàng)作體現(xiàn)著濃郁的“五四”新文學精神，并把這種精神貫穿在一生的創(chuàng)作中；那么1930年代后半期又平添了“左翼”文學思想，使他的創(chuàng)作走向豐富、開闊。他努力向社會現(xiàn)實、人的命運靠攏，在作品中表現(xiàn)了監(jiān)獄生活、抗戰(zhàn)生活以及其中的各種人物形象。他發(fā)掘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正如楊義所說：“賈植芳的小說也重心理體驗，善于探尋諸色人生和作家自我的心靈軌跡?！?8他在表現(xiàn)形式與敘事上，更多采用了紀實方法，不管是紀實小說還是虛構小說都向真實的、經(jīng)歷的生活逼近；這一方面是為了寫出生活的真相實感，另一方面也是在強化小說的可讀性、吸引力。敘述語言則努力突破固有的歐化、理性模式，力求寫得樸素、明朗、口語化。小說思想藝術的變革，折射了作家主體的成熟、強大。

“我在青年時代讀到一位外國作家的名言，他說，一個人只要經(jīng)過兩種生活境界的考驗，即被投入監(jiān)獄和上前線打過仗，經(jīng)過這兩種出生入死的磨難，人就可以獲得自由了?！?9晚年的賈植芳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說。他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的考驗、監(jiān)獄的磨難，長期的堅守、不斷地磨礪，才終于獲得生命的自由，實現(xiàn)了大寫的“人”。

注釋：

1 陳思和：《留給下一世紀的見證》，《南方文壇》1997年第2期。

2 賈植芳：《且說說我自己》，《賈植芳全集》（卷1），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403頁。

3 劉海洲：《五四現(xiàn)代作家獨立意識的生成》，《社會科學家》2013年第10期。

4 8 12 《賈植芳、胡守鈞談胡風》，《賈植芳全集》（卷3），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361、365、353頁。

5 賈植芳：《認識魯迅》，《賈植芳全集》（卷4），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05頁。

6 14 錢理群：《“人類史前時期的風俗畫”——讀〈賈植芳小說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7 賈植芳：《我和胡風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誼》，《賈植芳全集》（卷2），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43頁。

9 何滿子：《小引》，《賈植芳小說選》，賈植芳，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

10 徐岱：《小說敘事學》，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06頁。

11 賈植芳：《劫后文存——賈植芳序跋集前記》，《賈植芳全集》（卷2），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頁。

13 胡風：《〈工作與學習叢刊〉編校記及其他》，《胡風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頁。

15 賈植芳：《賈植芳小說選·編后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頁。

16 李仁和：《他“肩住了黑暗的閘門”》，《賈植芳先生紀念集》，陳思和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23頁。

17 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

18 楊義：《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版，第153頁。

19 賈植芳：《閑話老年》，《賈植芳全集》（卷2），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33頁。

[作者單位：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

[本期責編：鐘　媛]

[網(wǎng)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