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在關于1980—1990年代詩歌發(fā)展的表述中，“斷裂”的說法和“進步”的敘事都不足以準確而清晰地概括或勾畫這兩個年代詩歌的關聯(lián)，必須回到兩個年代詩歌的具體情境中，梳理各自的發(fā)展線索以及二者在諸種因素的合力下出現(xiàn)的更迭與轉變。從兩個年代的重要詩歌出版物入手，能夠透視這兩個年代詩歌的復雜聯(lián)系及其隱含的種種議題。通過梳理并分析一些關鍵而被忽視的詩歌出版物及其形成的場域，可以發(fā)現(xiàn)：1990年代詩歌既不是與1980年代詩歌“斷裂”后的全新開始，也顯然絕非對后者的自然接續(xù)，二者實際上處于交錯、對峙、相互映照的關聯(lián)中，共同影響了21世紀以來詩歌的走向。

關鍵詞：1980年代 1990年代 詩歌出版物 場域 詩學論題

關于中國新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發(fā)展進程，以及這兩個年代詩歌的聯(lián)系，特別是二者的成就、特征與趨向等方面的異同，已經得到了較多的討論和分析。一種觀點認為，新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間形成了“深刻的中斷”（歐陽江河語），兩個年代的詩歌顯示出了很不一樣的面貌和形態(tài)；另一種觀點卻認為，新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間并不存在巨大的鴻溝，因此沒有必要刻意強調二者的差異，繼而衍化出1990年代詩歌取代、勝于1980年代詩歌的“進步神話”。在筆者看來，無論“斷裂”的說法還是“進步”的敘事，都不足以準確而清晰地概括或勾畫這兩個年代詩歌的關聯(lián)，遑論揭示二者發(fā)展過程中的深層詩學問題——倘若要完成這些論述，就必須回到兩個年代詩歌的具體情境中，梳理各自的發(fā)展線索以及二者在諸種因素的合力下出現(xiàn)的更迭與轉變。

在談及1990年代詩歌時，洪子誠指出：“作為文學史意義上的‘九十年代詩歌’……應有更大的包容性”，“必須引進這個概念所不能包容的、被排斥的、被遺漏的東西的參照。”1筆者也曾經以“雜語共生”2（意指此際的詩歌創(chuàng)作乃是由數(shù)代詩人參與，從而顯示出多重取向和多樣風格）描述1990年代詩歌的格局，與那種經過“敘述”（姜濤語）、被固化或窄化的單一“九十年代詩歌”頗為不同?；诖?，可以進一步提出：1990年代詩歌既不是與1980年代詩歌“斷裂”后的全新開始，也顯然絕非對后者的自然接續(xù)，從更宏闊的視野來看二者實際上處于交錯、對峙、相互映照的關聯(lián)中，并共同影響了21世紀以來詩歌的走向3。本文擬從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重要詩歌出版物入手，透視這兩個年代詩歌的復雜聯(lián)系及其隱含的種種議題。

一

這里所說的詩歌出版物，主要指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詩歌報刊、詩集和詩論著作。詩歌出版物不僅是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學觀點的承載者，而且無疑也是詩歌場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夠展現(xiàn)詩歌風尚的遷移，或者透露詩歌走向發(fā)生變化的消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詩歌出版物十分繁多，在此不可能面面俱到、逐一述及，而是將討論重心放在那些重要卻較少被關注的出版物上。

在已有的研究和詩歌史敘述中，一些關鍵報刊及其歷史作用一般會得到討論，比如詩歌民刊《今天》之于“朦朧詩”乃至新時期詩歌興起的功用，1985年初至1986年底的大型文學刊物《中國》和同時期的報紙《詩歌報》《深圳青年報》（主要是兩報在1986年共同推出的“現(xiàn)代詩群體大展”）之于“第三代詩”出場的意義，《現(xiàn)代漢詩》等刊物作為1990年代詩歌“轉向”的標識，等等。不過，人們往往關注的是那些“顯著”的出版物，不大留意某些較為生僻、實則能豐富和拓展詩歌認知版圖的書刊。

就拿當初“朦朧詩”引起的論爭來說，在追溯那場論爭的緣起和過程時，像《星星》（刊載了最早發(fā)難的公劉《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詩刊》（發(fā)表了章明《令人氣悶的“朦朧”》）、《詩探索》（在1980年創(chuàng)刊之際即加入新詩潮討論）這樣的“顯要”刊物，是常常被提及的且被置于談論的主線。但很長時間少有人注意的是：同一時期，地處偏遠的《福建文藝》《安徽文學》各自開辟專欄，持續(xù)用較大篇幅展示青年詩人的作品、介入新詩潮話題的討論，可謂深度參與了“朦朧詩”論爭和新詩潮發(fā)展。

《福建文藝》從1980年第2期起創(chuàng)設了“關于新詩創(chuàng)作問題的討論”專欄，每期登載數(shù)篇爭鳴文章；該欄目持續(xù)了20期，共發(fā)文五十余篇（包括1981年第1期改名為《福建文學》上發(fā)表的楊煉、徐敬亞、顧城、高伐林、李發(fā)模、張學夢、駱耕野、梁小斌、王小妮及陳仲義等青年詩人、評論家的文章，呼應了《詩探索》1980年創(chuàng)刊號上的《請聽聽我們的聲音——青年詩人筆談》）。1981年初，該刊將發(fā)表的爭鳴文章結集為《新詩創(chuàng)作問題討論集》出版（封面署“福建文學編輯部編印”，封底標注“內部學習資料”），對論爭的階段性成果予以集中展示。《福建文藝》發(fā)起的爭鳴緣于福建青年詩人舒婷的詩歌，此前該刊為舒婷印制了詩集《心歌集》（該詩集同時收錄在《新詩創(chuàng)作問題討論集》里），并為之舉行了一個小型座談會。正如該刊1980年第8期“編者的話”所言：

這場討論，是由于對舒婷同志的詩歌的不同看法引起的。舒婷的創(chuàng)作，不是偶然出現(xiàn)的個別的現(xiàn)象，而是當前詩壇上一股新的詩歌潮流的代表之一。如何分析、評價這股新詩潮，是目前詩歌界普遍關注和思考的中心，也是我們這場討論中爭議的焦點。4

因此，《福建文藝》展開詩學爭鳴的一個重要收獲，就是擴大了舒婷詩歌的影響，為她后來被確認為“朦朧詩”代表詩人奠定了基礎——當然，舒婷詩歌引發(fā)爭議和得到認可，還需要與老詩人蔡其矯將舒婷詩歌介紹給艾青、北島并刊于《今天》，進而在《詩刊》上發(fā)表的史實聯(lián)系起來5。

而《安徽文學》彼時的貢獻之一，是讓本地青年詩人梁小斌脫穎而出，連同他在《詩刊》《星星》等刊物上發(fā)表的詩作，使之受到了首屆青春詩會的青睞；由此，梁小斌逐漸引人注目，位列“朦朧詩”的代表詩人，被視為緊隨“朦朧詩”“五人”（北島、顧城、舒婷、楊煉、江河）6之后的第六位。

相較于北方被視為“朦朧詩”運動的“策源地”，南方的《福建文藝》《安徽文學》在一般人眼里顯然處在詩歌潮流的“非核心”區(qū)域。它們對新詩潮的積極參與及其展示的實績，可以引出民間刊物與官方刊物的互動、詩歌版圖的“南方”“北方”之區(qū)分等話題7。不難看出，早在新詩潮涌動之際，南方的詩歌刊物及詩人們就已經置身其間，回應著北方的詩歌動向和詩學議題，南方因在地域空間上遠離“中心”，反而顯出靈活、便于迂回和騰挪的優(yōu)勢，有可能成為新的詩歌“策源地”。一個重要的佐證是：1980年4月第一次“全國當代詩歌討論會”是在廣西南寧舉行的，這是新時期伊始首次大型全國性的詩歌會議，其標志性意義不言而喻，可謂正式拉開了詩歌理論交鋒的序幕，這從會后出版的論文集《新詩的現(xiàn)狀與展望》（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收錄的一些文章即可見出端倪；在會上，還動議創(chuàng)辦了新時期后首家專門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該刊在相當長時間里發(fā)揮著組織詩歌理論探討、推動詩學交流與發(fā)展的作用。

上述情形表明，應該從多重視角考察“朦朧詩”乃至新時期詩歌起源的種種因素和向度；同時，1980年代詩歌場域是流動、交錯的，南方和北方、官方和民間的刊物之間在話題設置、作者推舉等方面，往往能夠形成聯(lián)動的格局。比如，前述《福建文藝》對《詩探索》的呼應，以及該刊在發(fā)起爭鳴時對普遍詩學話題的關切，便顯出推動新詩潮建設的強烈意圖：

對于她（指舒婷——引者）的詩的爭論，涉及新詩創(chuàng)作的許多重要話題，比如：詩歌可不可以抒發(fā)個人情感；抒個人之情與反映社會生活、表現(xiàn)時代的關系如何；怎樣擴大詩歌的題材；怎樣看待詩歌的社會職能；新詩應如何吸收外來形式，這與民族化、大眾化的關系如何；等等。8

在當時的詩歌場域構建中，有一些參與度較高、有必要提及的出版物：“朦朧詩”論爭爆發(fā)后不久，默默無聞的《河北師院學報》即在1981年第1期上推出專輯，發(fā)表了臧克家、王亞平、陳敬容、牛漢、王洪濤、劉章、方殷、堯山壁等詩人的文章，接著在同年第2期上發(fā)表了丁力、吳奔星、馮健男、傅麗英等詩人、學者的文章及綜述文章《中文系討論“朦朧詩”》；中國作協(xié)江西省分會《星火》雜志刊發(fā)了多篇討論“朦朧詩”的文章，并編選印制了關于“朦朧詩”論爭的資料集《朦朧詩及其他》（1981年版，包括“文選”“詩選”及“附錄”三個部分，可視為1989年版《朦朧詩論爭集》的雛形）；此外，貴州省群眾藝術館主辦的文藝月刊《苗嶺》1981年的多期、廣東省《花城增刊》1982年第5期以專欄形式，分別發(fā)表了討論“朦朧詩”的文章，甚至《文學評論》這樣的學術刊物也在1983年第6期約請了7位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針對“朦朧詩”展開討論；而1982年創(chuàng)刊的《當代文藝思潮》（甘肅省文聯(lián)主辦）和1985年創(chuàng)刊的《當代文藝探索》（福建省文聯(lián)主辦）堪稱參與“朦朧詩”論爭的“重鎮(zhèn)”，發(fā)文量大且影響廣泛（兩家刊物堅持每期推出數(shù)篇詩學探討文章，其中《當代文藝思潮》發(fā)表徐敬亞《崛起的詩群》后立即引發(fā)巨大爭議）。

這些此起彼伏于不同地域、出版物里的爭鳴，交匯成一幅幅激烈的詩學論爭圖景?！懂敶乃囁汲薄贰懂敶乃囂剿鳌返壤碚摽锷峡l(fā)的諸多評析“朦朧詩”的文章，更構成1980年代“新潮文學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9，表征著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及批評與其他文類的“共振”。

二

值得進一步深究的是，出版物以何種方式參與了詩歌場域的構建？又在詩歌場域中占據(jù)什么樣的位置、發(fā)揮著怎樣的作用？其間實際上涉及小場域和大場域的差別以及二者的聯(lián)系，還有短時效應和長期效應、顯性效應和隱性效應的問題。從詩歌出版物本身來說，每一種出版物就構成了一個小小的場域，無論報刊還是著作，其基本功能都是為編者、作者、讀者提供互動、交流的平臺。尤其是報刊，每一期從欄目的架構到稿件的安排，無不貫穿著編者的設想和意圖，匯聚著作者通過作品發(fā)出的各種聲音；當然，報刊出版過程中還牽扯著許多“幕后”的復雜因素——制度上的、人事上的，等等。

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1980年代“朦朧詩”和“第三代詩”先后興起之際，一些報刊對新的詩學話題的敏感與聚焦以及對青年詩人的推介，均與當?shù)責嵝牡摹袄显娙恕钡闹С趾屯苿用芮邢嚓P；那些“老詩人”自身的創(chuàng)作仍處于探索之中，詩歌觀念開明而開放，愿意接受“新事物”，樂于鼓勵和扶持青年詩人。典型的例子如蔡其矯對舒婷的力薦、公劉對梁小斌的舉薦、唐祈在偏僻的西北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青年詩人等；而牛漢在主持《中國》時大量刊發(fā)年輕詩人的作品并命名了“詩的新生代”（成為與“第三代詩”互通的另一稱呼），嚴陣參與創(chuàng)辦《詩歌報》后大力倡導先鋒詩歌，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引領了詩潮，彭燕郊通過主編《國際詩壇》《現(xiàn)代世界詩壇》、策劃“詩苑譯林”為年輕詩人們“打開了眼界”（這些出版物的重要參與者有北島等）。

談到“第三代詩”出場的平臺，除了顯要的《中國》《詩歌報》《深圳青年報》以及創(chuàng)設“大學生詩苑”的《飛天》等報刊外，駱一禾擔任編輯的《十月》詩歌欄目是近年來常被提及的重要陣地，該欄目確實推舉了不少后來成為“第三代詩”中堅的青年詩人（西川、海子、黃燦然、于堅、萬夏、莫非、鄒靜之等）10。而新近披露的材料顯示，宗仁發(fā)主編的《關東文學》（1986—1988年）曾是“第三代詩”的一個重要“現(xiàn)場”：該刊不僅開設了“第三代詩會”欄目，而且分別在1987年第6期、1988年第4期推出“第三代詩”專號，著實將當時“正在成長之中的南方、北方第三代詩人”那一“不可忽視的群體”聚集起來，令人感到“《關東文學》無疑已和第三代人詩歌運動不可分割”；該刊的突出之處便是廣泛聯(lián)絡各路人士，從出版角度來看，也可以說《關東文學》是接續(xù)《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把彼時眾多分散在各地詩歌民刊里的詩人集結在了一起（如詩人二毛在當時給宗仁發(fā)的信中說：“第三代詩人將與鉛字在《關東文學》上一起成長……”11）——1990年代《詩歌報》改版為《詩歌報月刊》（后來更名為《詩歌月刊》）后延續(xù)了這種做法，不定期地推出詩歌民刊專號。

當詩人宋琳寫信稱贊《關東文學》“是《中國》之后真正的現(xiàn)代主義陣地”，他無意間挑明了新的詩歌潮流興起時刊物之間的承接與聯(lián)動關系。《中國》這一“稍縱即逝”卻影響深遠的刊物，既是“第三代詩”的主要“推手”之一，又是連接一些出版物的“樞紐”。在《中國》任過編輯的王中忱（《中國》?？笳{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后來調至清華大學中文系）當時給宗仁發(fā)寫信說：“《關東文學》一幟獨起，在京中已經引起許多文藝界朋友注目和議論了”，他在引介了日本漢學家是永駿的文章給《關東文學》后主動提出：“貴刊如想有系統(tǒng)地介紹國外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評論，我亦可以幫助做些工作”12?！吨袊返牧硪晃痪庉嬥u進作為編者之一編選的《情緒與感覺——新生代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是“第三代詩”的一個重要選本，它使用了牛漢在《中國》里提出的“新生代”概念，是以《中國》以及周邊的一些刊物為基礎編選而成，顯示了《中國》的輻射力和持續(xù)影響力。正是在“樞紐”的作用下，單個出版物的小場域匯入了不同出版物組成的大場域。

如果說活躍的報刊更易于成為詩歌大小場域聯(lián)動的處所，那么個人（或集體）的詩學著作（論文集）、詩集（作品集）尤其是詩歌選本，則可能發(fā)揮某種短時或長期、顯性或隱性的場域效應，并且容易激起一些詩學話題，如“新詩經典化”“詩歌與青年”“詩歌的閱讀與接受”等。

例如，在“朦朧詩”的“經典化”過程中，《朦朧詩選》（閻月君等編，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是最廣為人知的，自然發(fā)揮了巨大的長期效應13，而稍后出版的《探索詩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五人詩選》（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產生影響的范圍及時間要小和少得多，卻展現(xiàn)出各自的功用：前者為一套規(guī)模可觀的“文藝探索書系”之一種，被置于當時整個社會文化濃烈的“探索”氛圍中，雖然收錄的詩人作品較為寬泛，但其標舉的“探索”取向還是很鮮明的；后者被認為是將“朦朧詩”五位代表性詩人予以“蓋棺定論”式確認的關鍵選本，深刻影響了后來文學史及詩歌史的有關敘述——當然，這些確認和史述受到了更新的詩歌史認知和敘述的質疑，被指責造成了很大的遮蔽和限制，人們提出至少應該把與“五人”同時代的多多、芒克、根子及他們的“先驅”食指等，放入“朦朧詩”重要詩人的行列14。有必要指出，可能故意隱去編者的《五人詩選》面世之際，作為運動的“朦朧詩”其實已經退潮，并遭遇高喊著“Pass ××”口號的年輕一代詩人的超越，因此它的出版被認為是出于雙重“辯護”與構建的目的。

與之形成比照的是非正式出版的《新詩潮詩集（上、下）》（老木編選，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未名湖叢書編委會1985年版），這套裝幀樸素的詩選更具有歷史文獻的性質，上集收錄的是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多多、芒克等一般意義的“朦朧詩”人的詩作（那是多多的詩作首次集中公開亮相，有短詩35首及長詩《感情的時間》），下集收錄的詩人則十分駁雜（入選者多達73位），既有梁小斌、王小妮等“成名”較早的詩人，又有韓東、呂德安、駱一禾、翟永明等新銳詩人；最后還附錄了從李金發(fā)到蔡其矯的“中國現(xiàn)代詩二十首”，恰好符合“編輯說明”中的自我定位：“這是一套有關中外當代文學思潮研究的教學參考資料，供文學研究人員、大專院校文科師生和文學愛好者參考?！睋?jù)說編者老木在選詩時并無先入為主的計劃，而是在廣泛征集稿件、搜尋資料的基礎上選定了作品，這種也許無意間的兼容并包使得該詩選同時獲得了短時效應15和長期效應，已然成為當代詩歌研究難以繞開的奠基性“參考資料”。

雖然不能斷言選本制約了詩歌面貌的真實呈現(xiàn)，但一些重要選本確實塑造、引導了1980年代后詩歌中若干議題的向度。以當時出現(xiàn)頻率頗高的“青年詩人”為例，其中的“青年”期待及其所指就存在逐漸收縮的過程。眾所周知，“青年”作為新文化運動以降文學創(chuàng)作的核心議題之一，在1980年代之后的詩歌潮流中是與探索、創(chuàng)新、未來等話題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不過，在相當長時間里，人們談論的“青年”的范圍較為寬泛。

比如，1980年“南寧會議”上，謝冕文章《新詩的進步》提及“青年詩人”時，就將一批活躍的青年政治抒情詩人（葉文福、雷抒雁、曲有源、李發(fā)模、駱耕野、張學夢等）和后來被指認為“朦朧詩”人的舒婷、北島、江河、顧城等都包括在內；楊匡漢、楊匡滿的長文《試論詩壇新秀》中的“新秀”（青年詩人）則主要指謝冕文章里提到的青年政治抒情詩人及劉祖慈、李松濤、章德益等取向各異的詩人。這一方面可勾聯(lián)1980年代初期語境里“朦朧詩”與青年政治抒情詩同構的話題16，另一方面表明了彼時的“青年”有別于后來將目光分別聚焦于“朦朧詩人”及“第三代詩人”的歷史敘述中的“青年”。這在一些詩歌選本里亦有明顯的體現(xiàn)：中國青年出版社從1981年起出版的年度《青年詩選》、花城出版社創(chuàng)辦于1983年的《青年詩壇》、當代文藝詩潮雜志社編印的《部分青年詩選》（“當代文藝詩潮參考資料”第1輯，1983年）、《當代青年抒情詩三百首（上、下）》（黃邦君編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國當代青年詩選》（謝冕主編，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中國青年新詩潮大選》（藍鳥編選，中國新詩文庫出版中心1988年版）及《當代青年詩人自薦代表作選》（周俊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等17書刊中“青年”的涵蓋面都很廣，如《中國青年新詩潮大選》“編后記”便說：（該書）“共篩選了236位45歲以下的青年詩人的432首新作，它無疑是中國新詩潮中的一個橫斷面。我們的想法是，不論是朦朧派，還是實驗派，是現(xiàn)實主義，還是超現(xiàn)實主義，提倡變形，抑或反對變形，主情感主意境抑或主直覺主觀性，只要內容健康，風格鮮明，構思精湛，藝術獨到的，我們都兼收并蓄，各備一格，以滿足廣大詩歌愛好者和青年朋友們不同層次的審美需求與欣賞習慣?！?/p>

隨著《北京青年現(xiàn)代詩十六家》（周國強編，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詩的超越——八十年代青年詩論》（李黎等選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東方金字塔——中國青年詩人十三家》（牛漢、蔡其矯主編，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當代青年詩人十家》（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等選本的問世，某種將“青年詩人”指認為幾個群體或一些特定個體的意圖慢慢凸顯出來。這實際上與“第三代詩”概念和代表人物確立的過程同步，由此“第三代詩”漸漸對接了“青年”的叛逆姿態(tài)（“Pass ××”）及其彰顯的先鋒性、實驗性18。在這一過程中，展示了“青年詩人”“揭竿而起”之情狀、被戲稱為“第三代詩”“紅皮書”（因其封面全紅）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徐敬亞等編，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格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當代實驗詩選》（唐曉渡、王家新編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該選本早于《情緒與感覺——新生代詩選》及1990年代出版的《燈芯絨幸福的舞蹈——后朦朧詩選萃》《以夢為馬（新生代詩卷）》等，率先推介“朦朧詩”之后一批更為年輕的詩人，改變了“朦朧詩”強大影響下的詩歌史認知。由此可見，選本往往通過逐漸收縮、凝聚某些議題的范圍或概念的內涵，而促動了新的詩歌現(xiàn)象和話題的展現(xiàn)，這在詩潮更迭過程中似乎是難以避免的。

三

在1980年代詩歌場域中，“新詩潮”雖說是綿延不止、頗為顯豁的一脈，且被賦予了十分濃厚的審美主義色彩，但事實上其面臨著不斷的質疑，引起的詩學紛爭也是此起彼伏的。這使得“新詩潮”的詩人和理論家們，在重重阻力中進行詩藝探索和實驗的同時，必須對各種質疑作出回應；特別是持續(xù)的“懂與不懂”爭議所彰顯的詩歌閱讀問題，不時激發(fā)他們從理論上進行自我辯護或闡釋的沖動。從《詩探索》1980年創(chuàng)刊號上的《請聽聽我們的聲音——青年詩人筆談》（以及《福建文學》1981年第1期的接力）到《青年詩人談詩》（老木編選，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未名湖叢書編委會1985年版）、《詩的超越——八十年代青年詩論》（李黎等選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急切的自辯之聲一直伴隨著“新詩潮”顛躓而行的進路。

大致說來，這時期和稍后出版的詩論著作主要顯出兩方面旨趣：一是孜孜于新詩作品的解讀與詮釋，另一是致力于新詩發(fā)展和詩學命題的理論建構。前者，除去一批新詩鑒賞辭典19外，尚有不少包含了“導讀”“點評”的選本20，尤其是借助解析作品為“新詩潮”“解惑答疑”或“搖旗吶喊”的選本21，它們試圖確立新詩自身和新詩不斷創(chuàng)新的“合法性”。后者，不僅《詩探索》的“頭條”欄目及《詩刊》《詩歌報》《星星》等報刊的理論版，刊發(fā)了眾多探討詩學原理、掃描詩歌現(xiàn)象、繼而總結詩歌發(fā)展規(guī)律的理論文章，而且一些出版社也紛紛推出了與上述取向趨近的詩論著作，影響較大的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的“今詩話叢書”22；加上艾青《詩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和《艾青談詩》（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朱自清《新詩雜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馮文炳（廢名）《談新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朱光潛《詩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劉西渭（李健吾）《咀華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阿垅《人·詩·現(xiàn)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袁可嘉《論新詩現(xiàn)代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唐湜《新意度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0年版）等詩論著作的重新出版（或舊文結集），以及《中國現(xiàn)代詩論（上、下）》（楊匡漢、劉福春編，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等的匯編面世——它們共同為此際的詩歌創(chuàng)作營造了濃郁而具有縱深感的理論氛圍。

在眾多“解詩”著作中，陳超的《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顯得頗為獨特，有別于同期其他新詩鑒賞辭典的集體勞作，該著是陳超憑一己之力完成的。該著將從1920年代“象征派”到1980年代“新生代”的中國新詩統(tǒng)稱為“探索詩”，選取了各派代表詩人的重要作品進行讀解，采用的方法其實是經由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及其編選的《“新批評”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而傳入的英美新批評“細讀”法；陳超反復強調“細讀”之于詩歌批評的必要性：“批評家可以采用任何有效的理論進行批評運作，但有沒有對文本的‘細讀’這個起點是不一樣的”23，“從價值論上看，細讀法是唯一能抵進最高限值的努力”24?？梢哉f，《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較早在詩歌批評領域引入“細讀”法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應和著彼時充溢在詩歌批評中以語言、形式為重心的本體論取向。

1980年代的詩論和批評彌漫著某種野性的生長（“成長”）氣息，既有新舊觀念交鋒背景下各種蕪雜的理論碰撞，又表現(xiàn)出強烈的建構詩學“大廈”的沖動。后一方面，尤其體現(xiàn)在金絲燕的《詩的禁欲與奴性的放蕩》、駱一禾的《美神》、鄭敏的《詩的結構》、楊煉的《智力的空間》、海子的《詩學：一份提綱》、鐘文的《詩歌的美學語言》、耿占春的《論想象的形式》、李黎的《解開詩學上的司芬克斯之謎——對詩歌本質問題的思考》等文章以及徐敬亞的后來結集為《崛起的詩群》（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的系列論文中。其中，發(fā)表于《詩刊》1986年12月號的《詩的禁欲與奴性的放蕩》兼具理論的挑戰(zhàn)性和問題的尖銳性，以富于思辨的表述論證詩歌“從那個‘從無到有’的依戀到‘從有到無’的追求”的遷移，該文被唐曉渡稱為“或許是整個80年代見載于《詩刊》的最精彩、最有沖擊力的詩學文章”25；駱一禾的《美神》立足于“情感本體論的生命哲學”，提出“詩作為精神現(xiàn)象乃是生命的世界觀”，“在天分的一閃鑄成律動渾然的藝術整體的過程中，它與整個精神質地有一種命定般的血色”26，表達了一種宏闊的詩學構想。作為一個敏銳的詩歌觀察者和批評者，徐敬亞能夠準確地把握到新詩潮的起伏與流向，他的《崛起的詩群》被視為朦朧詩“三崛起論”中最系統(tǒng)的一篇；在為《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所寫的“前言”《歷史將收割一切》中，他熱切呼喚更為年輕一代的出現(xiàn)，并在長文《圭臬之死——朦朧詩后》中勾畫了朦朧詩前后詩歌發(fā)展的趨勢，堪稱新詩潮理論的“弄潮兒”。

從出版物的角度，倘若將視野擴展開去就會發(fā)現(xiàn)，1980年代詩歌理論展示的不無張揚的探索意識，除了直接借鑒國外的詩歌理論（如《詩的禁欲與奴性的放蕩》對法國象征主義詩論的轉化）外，還極大地受惠于當時出版的與詩歌密切相關的哲學、美學著作（特別是譯著）?，F(xiàn)在人們已經注意到，正是眾多“叢書”參與了1980年代思想文化的形塑27。而對于彼時的詩歌理論來說，至關重要的是“現(xiàn)代西方學術文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 （上海譯文出版社）、“美學譯文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等“叢書”，其中尤為關鍵的是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尼采《悲劇的誕生》、本雅明《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德萊爾》、卡西爾《語言與神話》、薩特《存在與虛無》、馬爾庫塞《審美之維》、羅蘭·巴特《符號學原理》、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觀念》、卡西爾《人論》、波普爾《猜想與反駁》、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桑塔耶納《美感》、奧爾德里奇《藝術哲學》、康定斯基《論藝術的精神》以及《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語言哲學名著選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等。對這些著作包含的理論起“推波助瀾”作用的是《詩化哲學》（劉小楓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詩人哲學家》（周國平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這兩部著作：前者梳理了德國浪漫主義哲學與詩學相互交織的傳統(tǒng)，后者逐一評述了“從帕斯卡爾到馬爾庫塞”共12位各具個性的“詩人哲學家”。在當時“文化熱”“美學熱”“方法熱”等四處蔓延的背景下，它們凸顯了所涉哲學、美學著作的“泛詩化”特征和浪漫主義傾向28，促動那些著作深刻地影響了一大批詩人和整整一代詩歌批評家（如陳超、耿占春、程光煒、唐曉渡、王光明等）。

四

進入1990年代之后，詩歌出版的環(huán)境和方式發(fā)生了很大改變，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出版管理部門加大了“打擊非法出版活動”力度，使得詩歌民刊和自印詩集等受到了抑制，其規(guī)模和影響范圍迅速萎縮；再者，由于“市場化”的沖擊，詩集、詩學著作的正式出版較以往更為困難，“自費”或“補貼”款項是常見的出版方式——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詩人昌耀《命運之書——昌耀四十年詩作精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前，他在《詩刊》上發(fā)布了一則“征訂啟事”，用了一個不無悲慨的標題《詩人們只有自己起來救自己》，文中說道：“現(xiàn)我決心將《命運之書——昌耀四十年詩作精品》自費出版‘編號本’以示自珍自重自愛自足……本書僅是為酬答知音而編輯的一本資料緊湊的紀念集。本書只印一千冊，現(xiàn)辦理預約，每冊收款十元……”29此外，詩歌報刊的訂戶和詩論著作的印數(shù)急劇下降，也是顯明的事實。當然，此際詩歌出版物面貌的變化，與1990年代歷史語境的整體遷移以及詩歌在社會文化中的處境和位置的轉變、詩人自身寫作與交流策略的調整，也有著莫大的關系。

以詩歌民刊為例，有別于1980年代民刊集團式運作的浮泛夸飾，1990年代的民刊趨于沉靜和堅實。雖然1991年初創(chuàng)刊的《現(xiàn)代漢詩》具有全國性的詩歌聯(lián)盟性質，由各個地域的詩人輪流編輯，但已顯示出“對一種強大的精神存在的期盼”（西川語）和新的旨趣，比如對某種“現(xiàn)代漢語”特性的強調30。1990年底創(chuàng)刊的《發(fā)現(xiàn)》在《主持人如是說》開宗明義：“發(fā)現(xiàn)。對，就是這個詞，就是這個意思，它總結了我們勞作的本質。因為只有語言在勞作，才有發(fā)現(xiàn)的可能。就勞作所需要的因素而言，這個詞高于發(fā)明，高于創(chuàng)造，也高于徹悟。發(fā)現(xiàn)，就是勞作本身在發(fā)現(xiàn)。”表達了對寫詩的勞作屬性的獨特理解。《傾向》1991年第3期《編者前記》中寫道：“從一開始，《傾向》就……不是呈示和包容性的詩刊，它最好能夠指點方向和引導詩人?！秲A向》關注理想的詩歌（而不是被議論得越來越漫無邊際的詩歌理想），提供秩序或尺度?！薄爸刃颉薄俺叨取庇纱顺蔀?990年代詩歌的兩個核心語匯?！侗被貧w線》1992年第2期《前言》中提出：“正如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對‘物’的崇敬，《北回歸線》把詩歌創(chuàng)作當作與他們自己的生命存在相對應的另一種‘物’，一種真正的‘家宅’。他們把自己的時間都化在使這兩種‘物’的光輝更加燦爛?！笨芍^對“詩歌何為”的全新回答和詮釋。當人們讀到《陣地》1993—1994卷《前言》：“作為一本詩歌民刊，《陣地》更注重其作品的實力，那種語言上的爭霸和夸大其詞乃是對詩歌自身的損傷。在這一點上《陣地》自有它內在的取向和基本的原則?！蛾嚨亍分苑Q之為陣地，乃是先鋒詩歌的前沿，它匯集了四面八方的聲音，并成為他們生存、堅守的家園?！本蛶缀蹩梢詳喽ㄋ淼氖呛芏嗝窨摹叭∠颉焙汀霸瓌t”。詩歌界隱隱回蕩著詩人鄭敏充滿殷切期許的聲音：“讀一首好詩如同一次電閃劃過黑夜，令人欣喜、畏懼、顫抖。”31

在一片沉寂甚至顯得冷清的詩歌情境里，1990年代初期汪國真詩集的驟然熱銷32，著實成了令人無法回避的現(xiàn)象。雖然熱潮很快消退，但它們畢竟構成了那個時期許多人閱讀記憶和經驗的一部分。隨即出現(xiàn)的爭論（1992年由袁幼鳴和李小非編、學林出版社出版的《“汪國真現(xiàn)象”備忘錄》及時搜集了當時爭議的情景和各種意見）可以分為詩歌之內和詩歌之外兩個層面。詩歌之內以質疑的觀點為主，如：“汪詩猶如一塊將朽的木板浮于文字之上，在被很不順暢地燒成一堆灰燼之后，被水卷走，為浪沙所淘汰淹沒……在汪詩中，我們看到，到處是被堆砌、被偽制、被翻來覆去嚼得沒味兒了的陳詞濫調”33；“很多人以為汪國真是在抒寫個人情緒感受，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汪國真先生的最大特點便是善于在中外古今的詩歌意象與句子中擷取一些與現(xiàn)代人心理相吻合的部分，然后以通俗易懂的中文大白話將之再復印一遍”34；質疑的同時，也有人透過“汪國真現(xiàn)象”看到了詩歌面臨的“脆弱”和“鈣化”等“危機”：“據(jù)了解，汪國真的詩在任何層次的詩人中都未被看重，有人索性認為是口號的詩化，但是，面對持續(xù)上升的印數(shù)，汪國真輕松地將詩壇沖得搖搖欲墜。詩壇太脆弱了！這脆弱是詩歌作者對文字無序的排列，詩歌編輯對版面無序的組合，詩歌讀者對無序作品熟視無睹這種‘三結合’現(xiàn)象的鈣化?！?5詩歌之外的意見，更多是將汪詩的“流行”與彼時剛剛興起的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聯(lián)系起來，討論詩歌的接受與傳播、詩歌與商品經濟的關系等話題，汪詩被看作1990年代初精神懸空之際的“虛幻”的替代品：“汪國真的詩出現(xiàn)在終極關懷隱沒，內在信念式微的商品大潮中，它的全部秘密在于：以生存感性取代生命理性，放逐憂患；以微笑地活著替代詩意地思。這種代償物在何種程度上能真正解決精神的饑渴呢？與其說汪國真制造了種種夢幻，不如說他傳授夢中作夢的技術?！?6不管怎樣，“汪國真現(xiàn)象”或許折射的是詩歌在1990年代初期遭遇頓挫后處于失重、“真空”狀態(tài)下的應急反應，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當時詩界紛亂而尷尬的情景。

從總體上看，1990年代的詩歌出版物體現(xiàn)出兩種趨向：一是通過作品選本、理論闡述對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詩歌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總結（其中夾雜著關于“九十年代詩歌”概念的認定與詮釋）；一是對1980年代乃至更早時期詩歌中的問題作出反思，圍繞一些爭議性話題展開辨析。

如果說1980年代的選本多著眼于對新的詩歌群體、流派的確認，那么1990年代的選本更注重梳理已經有所沉淀的詩歌現(xiàn)象和成就。比如謝冕、唐曉渡主編的“當代詩歌潮流回顧·寫作藝術借鑒”叢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就顯出明確的“回顧”意圖，該叢書共6冊，分別是《在黎明的銅鏡中（朦朧詩卷）》《魚化石或懸崖邊的樹（歸來者詩卷）》《以夢為馬（新生代詩卷）》《蘋果上的豹（女性詩卷）》《與死亡對稱（長詩·組詩卷）》《磁場與魔方（新潮詩論卷）》，試圖將1980年代的主要詩歌流派和不同寫作取向的詩作和詩論囊括進來。其中，《蘋果上的豹（女性詩卷）》（崔衛(wèi)平編選）為1980年代女性詩人（多數(shù)屬于“第三代詩”群體）作品的集中展示，有別于此前出版的《她們的抒情詩》（閻純德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國當代女詩人詩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較為寬泛的選本，可以與前后出版的“中國當代女詩人抒情詩叢”37和“中國女性詩歌文庫”38相互參照；《與死亡對稱（長詩·組詩卷）》（唐曉渡編選）集結了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的一些重要長詩、組詩，較為全面地呈示了那十余年間該類詩作的實績，編選者唐曉渡在序言中頗有見地地闡發(fā)了當代長詩的“死亡—超越原型”；《磁場與魔方（新潮詩論卷）》（吳思敬編選）包含兩個部分：“上編（1980—1985）”以“朦朧詩”階段的詩論為主；“下編（1986—1992）”以“第三代詩”階段的詩論為主，兼收詩人和理論家的文章，堪稱具有總結性的詩論文獻。

與此類似的還有藍棣之、李復威主編的“80年代文學新潮叢書”（共14冊）中的《當代詩醇：獲獎詩集名篇選萃》（藍棣之選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我常常享受一種孤獨：獲獎詩人詩歌選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和《燈芯絨幸福的舞蹈：后朦朧詩選萃》（唐曉渡選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超越世紀——當代先鋒派詩人四十家》（黃祖民主編，山西高校聯(lián)合出版社1992年版）、《后朦朧詩全集（上、下）》（萬夏、瀟瀟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后朦朧詩選》（閻月君等選編，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褻瀆中的第三朵語言花——后現(xiàn)代主義詩歌》（周倫佑選編，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快餐館里的冷風景——詩歌詩論卷》（陳旭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蔚藍色天空的黃金：當代中國大陸六十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詩歌卷》（黑大春編，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年版）、《他們1986—1996：〈他們〉十年詩歌選》（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等從不同視角和準則，對1980年代的詩人群體進行了劃分和總結。而個人詩集的出版方面，已經啟動的“詩世界叢書”39（犁青主編）和“藍星詩庫”40兩套較大規(guī)模叢書，以及“中國當代先鋒詩人叢書”41（海童主編）、“二十世紀末中國詩人自選集”42、“大變革文庫·堅守現(xiàn)在詩系”43（門馬主編）、“九十年代中國詩歌叢書”44（洪子誠主編）和上海三聯(lián)書店的“詩全集”系列45等，均推出了一些重要或活躍詩人的選集。雖然是個人詩集，但從詩叢的標題和人選不難看出各自的思路與指向，詩叢本身具有了某種群體特征。

這里要格外提到一本期刊《中國詩選》（主編閔政道，執(zhí)行主編沙光，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說它是一本期刊，是因為其封面和書脊分別標注了“NO.1”和“1994總1期”，顯然打算持續(xù)出版下去，可惜僅此一期便無后續(xù)。該刊封面還標注了“詩歌·詩論”和“中國現(xiàn)當代重要詩人研究資料·每年一卷”，這表明了刊物的內容和編者的宏大抱負。值得留意的是該刊擁有“強大”的顧問（鄭敏、牛漢、鄒荻帆、謝冕、孫玉石等）和編委（唐曉渡、陳超、程光煒、王家新、西川等）陣容。該刊的內容分為“上篇：詩歌作品”和“下篇：詩歌理論”兩大板塊?！吧掀涸姼枳髌贰卑怂木?，分別是“開卷星座”“詩人自選詩”“民間詩報刊詩選及其他”“長詩和組詩”，作者都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的活躍詩人，選入了不少后來產生反響的作品（如“長詩和組詩”收錄的是西川的《近景與遠景》、陳東東的《雨和詩》、歐陽江河的《1991年夏天，談話記錄》和惟夫的《大道通天》及《七點說明（創(chuàng)作談）》）?！跋缕涸姼枥碚摗币舶怂木?，分別是“詩壇說評”“詩論說”“詩人論”“重寫詩歌史”，選入的詩論文章有多半后來成了“名文”，如《中國循環(huán)——結束或開始》（謝冕）、《詩歌與日常生活——1993年夏日對先鋒詩的沉思》（崔衛(wèi)平）、《后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臧棣）、《答鮑夏蘭、魯索四問》（西川）、《回答四十個問題》（王家新）、《從死亡的方向看》（唐曉渡）、《從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陳超）、《走不出的“克里斯瑪”之謎——論卞之琳、何其芳和艾青四十年代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程光煒）等。這本自詡為“中國最優(yōu)秀的詩歌詩論選本”（見《編后語》）的期刊，所采用的“以書代刊”出版方式不同于前述《現(xiàn)代漢詩》《發(fā)現(xiàn)》《陣地》等民刊，似乎有意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進行“自我正名”。不過，它們的詩學理念和辦刊追求頗為一致，都抱著“鄭重”的態(tài)度探尋詩歌的“秩序”與“尺度”，力圖在歷史轉換之際推動詩歌朝“嚴肅”方向發(fā)展。遺憾的是，這份詩刊如曇花一現(xiàn)，尚未充分發(fā)展就戛然而止46，而在此前后上述民刊也相繼“消失”，留下了給人思索的空間。

五

理論總結的熱情成為1990年代新詩史書寫勃興的動力之一，其中涌現(xiàn)了一批以建構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史為目的的著作，如羅振亞《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流派史》（北方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王澤龍《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潮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張同道《探險的風旗：論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毅《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史論》（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孫玉石《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這些史著的出現(xiàn)，實際上順承了1980年代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強勢”話語，是作為已經展開的相關論述的沉淀。

而對中國當代詩歌特別是1980年代之后詩歌進行歷史描述的著作，較早的有：謝冕的《地火依然運行——中國新詩潮論》（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版），吳開晉主編的《新時期詩潮論》（濟南出版社1991年版），王光明的《艱難的指向——“新詩潮”與二十世紀中國現(xiàn)代詩》（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洪子誠、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等。謝著遵循作者本人《在新的崛起面前》的立場，對“新詩潮”進行“縱向的考察”和“橫斷的掃描”，著重分析了新詩潮的意象、象征等形式特點；吳著在勾畫“新時期”以來詩歌發(fā)展線索和審美特征的基礎上，對1980年代主要詩派、代表詩人展開論述，其分類（“現(xiàn)實主義詩派”“新現(xiàn)實主義詩派”“朦朧詩派”“新生代詩群”“新邊塞詩和新疆詩”“軍旅詩”）47平實而切合歷史；王著將“朦朧詩”“新生代詩”放在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詩脈絡里，在考辨其歷史進程的同時，還重點分析了“一個詩人的里程”和“一個‘崛起’的批評家”；洪、劉著分為“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臺港詩歌”三卷，在對詩歌與時代背景之關聯(lián)的認知中梳理中國當代詩歌四十余年的嬗變軌跡，論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詩人、現(xiàn)象、話題和事件，行文細致而縝密。

這時期還出現(xiàn)了三部專論“第三代詩”的著作：陳仲義的《詩的嘩變》（鷺江出版社1994年版）、李振聲的《季節(jié)輪換》（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和劉納的《詩：激情與策略——后現(xiàn)代主義與當代詩歌》（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版）。這三部各具特色的著作無疑有著開拓之功，它們論述“第三代詩”的不同角度、思路乃至某些觀點，都深深啟發(fā)了后來的研究。

令人矚目的詩人鐘鳴的皇皇三冊《旁觀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盡管算不上嚴格意義的詩歌史著，但它以親歷者口吻和個人化視角對當代詩歌場景的敘述，提供了很多感性的、生動的歷史細節(jié)，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這部著作的構成十分博雜，里面匯集了大量的詩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材料，各種文本和圖片顯然經過了精心編排，有機地組合在一起。正如詩人陳東東所說：（《旁觀者》）“清新、奇異、散漫、繁雜、獨特、敏銳和辛辣，它所展現(xiàn)的當代詩人激情、堅韌、隱晦和不安分的生活歷程。它有自傳性旁逸斜出的復調寫作，鑲嵌于其中的詩歌作品和對虛構文體、批評文體、注疏、翻譯、文獻、報道、戲仿等諸多因素的融匯?！?8因此，這部著作在文體上很難歸類，大致可歸為一種隨筆體批評著作，因為書中不時閃現(xiàn)出對一些詩人、詩歌現(xiàn)象的富有洞見的評述。這正是廣泛見于1990年代詩界的“詩人批評”49。

在此之前，包括鐘鳴隨筆集《徒步者隨錄》在內的 “詩人隨想文叢”50面世，各書中均有多篇長短不一的批評文章，顯示了詩人們參與詩歌批評的強烈意愿。相較于1980年代詩人們的批評大都是為消除理解隔閡而做出的自我詮釋，1990年代詩人們的批評更多是面對身份危機后的自我辯護，他們申說的“詩歌：作為一種特殊的知識”（臧棣）、“獻給無限的少數(shù)人”（翟永明）、“生活：寫作的前提”（孫文波）等觀念，匯入此際詩人和理論家們基于對詩歌與歷史、詩歌與現(xiàn)實等關系的論析，以及對“中國話語場”“個體化”“敘事性”等問題的思考所展開的總體詩學重構之中。

在為上述詩學重構提供的諸多平臺中，1994年初復刊的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在停刊十余年后）和同年經過改版、以全新面目亮相的文學期刊《山花》，可謂出力最勤、最引人注目的兩份刊物。甫一復刊，《詩探索》就以積極的姿態(tài)全面介入當代詩歌理論批評，以專輯形式推出關于詩歌語言、“后朦朧詩”（“后新詩潮”）、詩歌中的“后現(xiàn)代”問題、“女性詩歌”“字思維”與現(xiàn)代漢語詩學等議題的討論，通過開設“詩人論”系列欄目51、組織規(guī)模不一的學術研討會和詩歌活動、團結和培養(yǎng)一批詩歌研究批評隊伍、與其他報刊進行話題聯(lián)動等方式，促動了當代詩歌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的有序發(fā)展。改版后的《山花》雜志在選稿方面看重“新銳”寫作、突出“先鋒”意識，欄目設置上十分重視理論和批評，開設“先鋒論壇”“大視野”“前沿學人”等理論欄目，發(fā)表了陳超、唐曉渡、程光煒等批評家的許多詩學文章（如《“愚人志”或“偏見書”——詩論家陳超訪談錄》《九十年代先鋒詩的幾個問題》《九十年代詩歌：另一意義的命名》等），有效地辨析了“先鋒詩”的承續(xù)、“九十年代詩歌”的概念等議題。

詩學重構的預期總是伴隨著詩學反思以及詩學觀念分歧所引發(fā)的論爭，這在《中國詩選》《詩探索》《山花》《文學評論》等刊物登載的相關論文中得到清晰的呈現(xiàn)。一個體現(xiàn)“歷史反復”特性的現(xiàn)象是，曾經的“朦朧詩”辯護者謝冕、孫紹振等批評家，卻對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的“后新詩潮”進行了尖銳的批評：“80年代后期因為強調詩人的個體意識而不加分析地排斥并反對‘代言’，帶來了消極的后果……對著自‘朦朧詩’開始結下的累累果實，90年代的創(chuàng)造力顯得是相對的貧弱了”52；“后新潮詩歌，從形式到句式，從內在的關系到外部的排列，都有不少怪異得叫人莫名其妙的地方”，“號稱后新潮的詩作，不但與我們日常的感覺、我們的肉體和靈魂距離異常遙遠，而且連和真正的詩歌藝術的距離也變得遙遠了”53。中青年詩人、批評家臧棣、王光明、陳旭光等則對“后新詩潮”表示了認同和期待：“九十年代初鮮明地轉向個人寫作的詩歌，在強化詩歌寫作的時代意識和個人意識的關聯(lián)上顯露出一種濃郁的后朦朧性……正是在這種后朦朧性中，閃耀著對朦朧詩和后朦朧詩自身的雙重超越的新的詩歌藝術的曙光”54；“從詩的立場看，后新詩潮鞏固了‘朦朧詩’所開創(chuàng)的實驗風氣，并使詩歌寫作的探索更加多樣化……后新詩潮又從一代人的聲音中凸現(xiàn)了個人的聲音”55；“‘后新詩潮’中的三種流向分別從三個向度，殊途同歸，共同表征出一個新時代的價值、觀念、感性現(xiàn)實與‘自我意識’，共同地表征或促成了這一巨大的文化轉型的完成”56。

事實上，關于“后新詩潮”的爭論仍處于“朦朧詩”論爭的延長線上，是在“Pass ××”浪潮之后當代詩歌面臨的一次新的較大的觀念沖突，雖不能說它是“朦朧詩”論爭的翻版，但也許可以稱之為后者的回聲或鏡像。倘若從中國新詩歷史來看，也可以說這些論爭是新詩誕生之初就染上的“合法性”焦慮癥的某種征候。即便是老詩人鄭敏，在此際發(fā)表的《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chuàng)作》《新詩百年探索與后新詩潮》《我們的新詩遇到了什么問題》及《詩人必須自救》等宏文中，也發(fā)出了充滿焦灼而急切的吶喊；而詩人周濤在《綠風》詩刊上發(fā)表的《新詩十三問》，以及《星星》詩刊從1997年第2期至12期圍繞該文展開的討論，可看作焦慮的表現(xiàn)和克服焦慮的嘗試；《山花》雜志于1995年6月舉辦了“現(xiàn)代詩歌學術研討會”，會后綜述文章的標題正是《詩壇的焦灼》，會上“難以通約的爭論，在‘現(xiàn)代詩的內部’首次顯示了‘共識’的破裂”57；1998年11月中國作協(xié)在江蘇召開“全國詩歌座談會”，詩人于堅在大會發(fā)言中指責“可恥的殖民化‘知識分子寫作’”58，亦是紓解焦慮的一種方式。

由是觀之，在《詩探索》于1999年4月組織召開的“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chuàng)作態(tài)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上爆發(fā)的“盤峰論爭”，就不僅僅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1980年代之后各種詩學觀念分歧和沖突的集中展示。而兩部詩選——《1998年中國新詩年鑒》（楊克主編，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歲月的遺照》（程光煒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不過是引發(fā)論爭的導火索罷了。遺憾的是，論爭雙方的姿態(tài)化表述使得各自的理論來源和問題語境被抽空，論爭未取得可能的積極成果?！氨P峰論爭”爆發(fā)后，《詩探索》聯(lián)合《北京文學》《讀者報》《科學時報·今日生活》《太原日報·雙塔文學周報》等報刊以形成互動之勢，試圖將相關討論導向縱深，該聯(lián)動機制構建了一種特殊的詩學和文化場域。無疑，這種短暫的場域氛圍表明，論爭背后詩學及文化價值齟齬的歷史淵源是更加值得探究的。

隱現(xiàn)于1980—1990年代的詩學觀念分歧及其引發(fā)的論爭，為觀察這20年乃至21世紀后詩歌的嬗變提供了繁復的背景和視野架構。從上述出版物及其產生的效應來看，觀念分歧及論爭本身構成了1980年代詩歌和詩學張力的一部分，而1990年代詩歌及理論或試圖彌合分歧，或嘗試著另辟路徑，惜乎由于過分強化某些單一層面而窄化了詩歌發(fā)展的向度。無論如何，這些包含了種種分歧的詩學努力延續(xù)至21世紀，并生發(fā)出了一些新的議題——這些議題，其實是新詩史上諸多反復出現(xiàn)的議題的變異，它們被提出時，要么已置換了上下文，要么轉換了呈現(xiàn)的方式。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現(xiàn)代漢詩的整體性研究”（項目編號：20&ZD28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洪子誠編《在北大課堂讀詩》，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頁。

2 張?zhí)抑蓿骸峨s語共生與未竟的轉型：90年代詩歌》，《語言與存在：探尋新詩之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頁。

3 在最近由王東東、一行、張偉棟等發(fā)起的詩學論辯中，有人認為21世紀詩歌嚴重受制于1990年代詩歌而缺乏新的進展。其實，至少應該把1980年代詩歌納入考量的范圍，將它們與21世紀詩歌置于一種整體的視野。

4 福建文藝編輯部：《編者的話》，《福建文藝》1980年第8期。

5 詳細討論參見趙丹《〈福建文藝〉“關于新詩創(chuàng)作問題的討論”（1980.2—1981.11）研究》，四川師范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

6 源自《五人詩選》，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下文會對此略作討論。

7 更詳細的討論，可參閱本人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康俊的畢業(yè)論文《新時期以來詩歌中的“南方”話語》（首都師范大學2023年）。詩人鐘鳴較早從“南方詩歌”“北方詩歌”的角度看待“朦朧詩”與“后朦朧詩”（“第三代詩”）之間的差異（相關表述見他的《旁觀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7—808頁、878頁）；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進一步認為：“朦朧詩的發(fā)生地和活動中心，是在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三代詩，其活動區(qū)域和詩人出身地，主要在南方”，見該著第211頁。

8 福建文藝編輯部：《編者按》，《福建文藝》1980年第2期。

9 參見饒海虹《論新潮文學批評的崛起——以〈當代文藝思潮〉〈當代文藝探索〉〈上海文學〉為例》，河南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10 參見胡亞英《“一禾發(fā)千枝”——〈十月〉詩歌專欄（1987—1989）研究》，河北師范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11 12 以上引文出自宗仁發(fā)：《回到〈關東文學〉——八十年代第三代詩歌的一個現(xiàn)場》，《紅巖》2014年第3期。

13 其最初版本是1982年由遼寧大學中文系文學研究室印制的《朦朧詩選》（閻月君等選編），兩個版本在人選、詩人順序和內容上的變化已經得到討論，此處不贅述；1985年版在1996年第9次印刷的版權頁上，顯示其印數(shù)接近25萬冊。相比之下，《南風——抒情詩、朦朧詩選》（福建省文學講習所編，鷺江出版社1985年版）、《朦朧詩精選》（喻大翔等編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朦朧詩縱橫談》（田志偉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朦朧詩賞析》（柳槐選評，華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朦朧詩名篇鑒賞辭典》（齊峰等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朦朧詩·新生代詩百首點評》（李麗中編著，南開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朦朧詩300首》（肖野編，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等，發(fā)揮的是程度不一的短時效應，有的推廣了“朦朧詩”這個概念，有的只是借用了“朦朧詩”的名號。

14 參見趙尋《八十年代詩歌“場域自主性”重建》，《激情與責任：中國詩歌評論》，臧棣等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在后來的數(shù)種《朦朧詩新編》中，食指、多多、芒克等的詩作已被選入。

15 《新詩潮詩集》“成為1985年中國詩壇最暢銷、最搶手、最熱門、最流行的、‘影響深遠’（北島語）的詩集”，參見姜紅偉《老木編選〈新詩潮詩集〉事考》，《南方周末》2020年12月6日。

16 參見張?zhí)抑蕖吨袊敶姼韬喪罚?968—2003）》，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

17 還可以舉出《中國當代青年詩人叢書》（《長安詩家》編委會編輯，無正式書號的鉛印本1985年；第一輯包括8種：王家新《告別》、馬麗華《我的太陽》、魏志遠《喜馬拉雅古?！贰⒓渭巍杜灾?、鄢家發(fā)《古原上的太陽》、島子《北極村夢歌》、陳應松《窗口》、楊煉《禮魂》）。與此類似的情形是，《第三代詩人探索詩選》（溪萍編，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8年版）雖名為“第三代詩人”且意在突出“探索”，但楊煉等“朦朧詩”人也被列入其中，可見其定位的含混和范圍的籠統(tǒng)。

18 有意味的是，1990年代中后期，詩人蕭開愚對以“第三代詩”人為主的1980年代“青年詩人”的“不及物”寫作提出了嚴厲批評。見蕭開愚《九十年代詩歌：抱負、特征和資料》，《學術思想評論》1997年第一輯。

19 如：《朦朧詩名篇鑒賞辭典》（齊峰等主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中國現(xiàn)代朦朧詩賞析》（章亞昕等編，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中國新詩鑒賞大辭典》（吳奔星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陳超編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外現(xiàn)代抒情名詩鑒賞辭典》（陳敬容主編，學苑出版社1989年版）、《中國新詩名篇鑒賞辭典》（唐祈主編，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年版）、《新詩鑒賞辭典》（公木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版）等。

20 如解讀現(xiàn)代新詩作品的選本：《現(xiàn)代抒情詩選講》（吳奔星等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現(xiàn)代詩歌名篇選讀》（周紅興主編，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中國現(xiàn)代詩導讀（1917—1938）》（孫玉石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等。

21 如：《朦朧詩后——中國先鋒詩選》（李麗中等選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中國新生代詩賞析》（朱子慶編著，寶文堂書店1991年版）、《中國當代青年詩人詩萃精評》（鄒建軍主編，長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詩的聲音：80年代新詩鑒賞》（周政保選評，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

22 計11種，分別是：《詩的欣賞與創(chuàng)作》（鄒荻帆）、《學詩手記》（牛漢）、《蔥與蜜》（綠原）、《詩人的兩翼》（曾卓）、《和亮亮談詩》（彭燕郊）、《詩的隨想錄》（羅洛）、《隔海說詩》（流沙河）、《晨昏隨筆》（邵燕祥）、《亂彈詩弦》（公劉）、《紙壁齋說詩》（荒蕪）、《詩人的創(chuàng)造》（謝冕），大多出版于1985年，少量在1986—1991年出版。

23 陳超、許仁：《“愚人志”或“偏見書”——詩論家陳超訪談錄》，《山花》1998年第9期。

24 陳超：《談詩論方法的顛倒》，《生命詩學論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頁。

25 唐曉渡：《人與事：我所親歷的八十年代〈詩刊〉（之二）》，《星星（下半月）》2008年第4期。

26 該文寫于1987年，后作為駱一禾身后出版的長詩《世界的血》（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的“自序”。

27 參見徐勇《叢書出版與20世紀80年代思想地形圖》，《文藝論壇》2023年第3期。

28參見王東東《追尋美神：1980年代中國的新浪漫主義與審美教化——以駱一禾、海子為中心》，《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1期。

29 昌耀：《詩人們只有自己起來救自己》，《詩刊》1993年第10期。

30 數(shù)年后，一本會議論文集《現(xiàn)代漢詩：反思與求索》（現(xiàn)代漢詩百年演變課題組編，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回應了“現(xiàn)代漢詩”這個概念所關涉的相關問題，該書為進一步從現(xiàn)代漢語維度討論新詩提供了基礎性文獻和豐富的線索。

31 鄭敏：《我們的新詩遇到了什么問題》，《詩探索》1994年第1期。

32 據(jù)報道，“他創(chuàng)下了詩作的出版奇跡和銷售奇跡：從1990年4月花城出版社《年輕的風》開始，詩集《年輕的潮》《年輕的思緒》在短短五個月內創(chuàng)下發(fā)行量逾十二萬冊的紀錄，各地二十多家出版社競相以多種形式出版他的作品。年內，他的作品各種出版物將突破一百萬冊”。見牧夫《汪國真：文學奇跡還是傳播奇跡？》，《新聞報》1991年5月11日。

33 蔡志軍：《透過價值錯亂的迷霧》，《“汪國真現(xiàn)象”備忘錄》，袁幼鳴、李小非編，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頁。

34 酈輝：《作為三流快餐的詩歌新潮》，《上海文論》1991年第4期。

35 俞果：《從汪國真的詩走紅談起》，《中國詩人》1993年第2輯。

36 湯惟杰：《輕：一種替代的技術》，《“汪國真現(xiàn)象”備忘錄》，袁幼鳴、李小非編，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頁。

37 未凡主編，一共12種，由沈陽出版社1992年出版，分別是：傅天琳《另外的預言》、李小雨《玫瑰谷》、林子《詩心不了情》、張燁《綠色皇冠》、翟永明《在一切玫瑰之上》、李琦《守在你夢的邊緣》、唐亞平《月亮的表情》、陸新瑾《純情愛如夢》、申愛萍《失戀的少女》、林雪《藍色的鐘情》、海男《風琴與女人》、林珂《K型感覺》。

38 謝冕主編，一共20種（包括臺灣女詩人詩集5種），由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1998年出版，分別是：王小妮《我的紙里包著我的火》、翟永明《稱之為一切》、唐亞平《黑色沙漠》、傅天琳《結束與誕生》、張燁《生命路上的歌》、張真《夢中樓閣》、閻月君《憂傷與造句》、林雪《在詩歌那邊》、海男《是什么在背后》、虹影《白色海岸》、杜涯《風用它明亮的翅膀》、藍藍《內心生活》、李小雨《聲音的雕像》、李琦《最初的天空》、林珂《在夜的眼皮上獨舞》、葉紅《紅蝴蝶》、張香華《燃燒的星》、蓉子《水流花放》、涂靜怡《繾綣過后》、顏艾琳《黑暗溫泉》。

39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從1996年開始，陸續(xù)出版鄒荻帆、蔡其矯、綠原、牛漢等老詩人的詩選集。

40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從1994年開始，陸續(xù)出版舒婷、顧城、海子、昌耀、食指等當代詩人的詩選集。

41 共6冊，由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出版，分別是：冰馬《鐵玫瑰》，橡子《致命的獨唱》，海童《陰影里的傾訴》，伊沙《餓死詩人》，楠鐵、韓欣《霞光的極端》，徐江、侯馬《哀歌·金別針》。

42 共4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分別是：歐陽江河《誰去誰留》、西川《大意如此》、陳東東《明凈的部分》、王家新《游動懸崖》。

43 共6冊，由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出版，分別是：歐陽江河《透過詞語的玻璃》、西川《隱秘的匯合》、蕭開愚《動物園的狂喜》、翟永明《黑夜的素歌》、孫文波《地圖上的旅行》、陳東東《海神的一夜》。

44 共6冊，由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出版，分別是：張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孫文波《給小蓓的儷歌》、張棗《春秋來信》、臧棣《燕園紀事》、黃燦然《世界的隱喻》、西渡《雪景中的柏拉圖》。

45 即《顧城詩全集》（1995）、《海子詩全集》（1997）、《駱一禾詩全集》（1997）、《戈麥詩全集》（1999）。也許由于四位詩人均已逝世，詩集封面統(tǒng)一為黑色。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胡寬詩集》，收錄了生前不大受人關注、但被視為“特立獨行”的詩人胡寬的全部遺作。

46 與此相似并較有影響的還有《詩季》（韓作榮主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僅出了“秋之卷”）、《詩人空間——中國詩歌叢書》（程志方主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只出了“第1輯”）等。

47 可以進行比照的是張德厚的《新時期詩歌美學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該書的分類描述是“崛起的詩群”“迷狂的‘后崛起’詩群””等。

48 陳東東：《鐘鳴的大部頭隨筆》，《只言片語來自寫作》，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頁。

49 參見冷霜《論1990年代的“詩人批評”》，《分叉的想象》，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版。

50 該文叢由宗仁發(fā)、岑杰主編，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一共9種，除鐘鳴的著作之外，還有于堅《棕皮手記》、西川《讓蒙面人說話》、王小妮《手執(zhí)一枝黃花》、徐敬亞《不原諒歷史》、陳東東《詞的變奏》、翟永明《紙上建筑》、海男《屏風中的聲音》、王家新《夜鶯在它自己的時代》。

51 《詩探索》的“詩人論”其實是一個立體的欄目群：冠以“××研究”（“鄭敏研究”“牛漢研究”“邵燕祥研究”“昌耀研究”等）的是研究老詩人的專輯，“關于××”（“關于食指”“關于北島”“關于多多”等）標題之下的是論述成名的中年詩人的專輯，“結識一個詩人”專欄則是對嶄露頭角的青年詩人的推介——這種布局體現(xiàn)了代際更迭的詩歌生態(tài)和歷史延續(xù)的軌跡；此外，“姿態(tài)與尺度”里有對新的詩人現(xiàn)象和作品的評述，“詩歌群落”探討當代詩歌史上產生了影響的社團流派（“他們”“非非主義”“莽漢”等）。

52 謝冕：《豐富又貧乏的年代——關于當前詩歌的隨想》，《文學評論》1998年第1期。

53 孫紹振：《后新潮詩的反思》，《現(xiàn)代漢詩：反思與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381頁。值得留意的是，廣州的《華夏詩報》此際也連續(xù)發(fā)文抨擊“后新詩潮”（如《讀“先鋒”，令人哭笑不得》《惜其才華，哀其虛無，厭其狂悖，鄙其唯我——評北京“后新詩潮研討會”部分發(fā)言》《現(xiàn)實生活是詩的生命之本——評北京“后新詩潮研討會”部分發(fā)言》《如此怪論——讀“后新詩潮研討會”有感》），但其出發(fā)點與謝冕、孫紹振有所不同。

54 臧棣：《后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中國詩選》總第1輯，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頁。

55 王光明：《個體承擔的詩歌》，《詩探索》1999年第2期。

56 陳旭光：《先鋒的使命與意義——為“后新詩潮”一辯》，《詩探索》1998年第2期。

57 子岸：《九十年代詩歌紀事》，《山花》1999年第10期。

58 閻延文：《把詩歌推向二十一世紀——全國詩歌座談會（張家港詩會）側記》，《詩刊》1999年第2期。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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