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榮：文學中國的山西道路
一
有句話說，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文學和文學家無法做如此類比。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傳播和文學接受，都得依托具體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土壤，也都得始終貫穿在具體的社會生活情境中?？茖W研究賴以展開的那種把事物及其性質總是從具體抽象為普遍的思想原則和操作方法，與文學思維和文學生活里聚焦、放大、推重具體經驗和具體聯(lián)系的情趣，幾乎正好相反。也許正因此，大多數(shù)時候，文學家看起來總是比科學家流露、表現(xiàn)著更多的鄉(xiāng)土氣質、家國情懷。而相形之下，科學家至少在其職業(yè)工作的場合，往往表現(xiàn)得更有世界主義者的風范。
如果把科學和文學的表達都當成一種面對現(xiàn)實的描繪的話，那么好的科學家都在描繪世界地圖，好的文學家都在描繪區(qū)域地圖。世界地圖能夠概括、展現(xiàn)人類生活時空的全景，區(qū)域地圖能夠指引和標記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每一段具體行蹤。小而至于家族血緣所系的故鄉(xiāng)，游于斯釣于斯的日常生活棲息地，大而至于種族、國籍認同所向的國家，文學書寫永遠離不開具體的地理人文時空。所不同的，只是有時候直接把時空地標凸顯在前景，有時候把時空地標隱藏推移到后臺。對作家來說，問題不是需不需要依托和利用具體的地理人文資源來展開自己的創(chuàng)作，而是怎樣根據(jù)自己創(chuàng)作特點和自己創(chuàng)作追求，來選擇好和利用好適當?shù)牡乩砣宋馁Y源。換句話，這也可以稱為尋找和建立自己的創(chuàng)作資源根據(jù)地。
這一點，對正在創(chuàng)作現(xiàn)場忙于勞作的作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在創(chuàng)作現(xiàn)場的畫面、情境全都封存、凝固起來，變成文學史之后，這一環(huán)節(jié)卻又都會被忽略。因為文學史的敘述都是過去完成時態(tài)，文學史的敘述邏輯是只要結果、不要過程。樹立在文學史冊里的杰作和它們的作者，都是以如同與生俱來、無可選擇或者鐵板釘釘、注定如此的方式，和一定的地理人文資源連接在一起的。事實上，即使在文學史中被排列進最偉大作家行列的人，也會把對于地理人文資源的選擇和利用，當作自己創(chuàng)作道路上自始至終都要不斷去面對和不斷進行調整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講，一部文學史，既是作家作品不斷累積的歷史，也是一部創(chuàng)作者不斷發(fā)現(xiàn)、不斷確認和不斷開掘自己特定的地理人文資源的歷史。中國文學史，是以文學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的歷史，也是創(chuàng)作者在中國的地理人文資源的疆域內不斷勘察、挖掘、開發(fā)文學能量的歷史?！膶W的創(chuàng)作如此，文學的傳播、接受也與此同理。
以往我們看待和談論文學史，視線和焦點常習慣于不是湊得太近，就是離得太遠，要么一頭扎在某些作品內部，要么徑直跳上云端、只顧望遠，大而化之地和外國文學、世界文學作比附。從文學與地理人文資源的關系這個角度，重看、重述我們的文學史，就會重新注意我們的文學與我們實際生活的多重緊密關聯(lián)：地緣、人緣和歷史緣，合在一起，也就是文學的地氣。在用文學講述的中國故事里，在用文學構建起來的中國或世界里，和其他已經把省份和地域的招牌、旗幟打得很鮮亮的地方一樣，山西的存在是結結實實的、山西的比重是不容小覷的。但更重要的，是文學和山西這塊熱土結合的獨特方式和獨特經驗，對文學中國的全景圖和整體氣象的形成，所做的貢獻。
二
對山西文學的經驗和道路，如何在文學中國的總體格局內求得新的認識、新的說明，是個大課題。所有在新時代條件下從山西出發(fā)的作家——無論是出身或定居于山西、書寫山西題材，還是出身于外省市、但定居于山西并且以書寫山西題材為主，抑或出身在山西但不以山西為主要創(chuàng)作題材、而是帶著得自山西人文風土滋養(yǎng)的精神習慣，去書寫山西以外各地方題材，除非要存心浪費自己本該仰仗的這一方地域文化資源，否則都有必要把深切地體知、解讀和闡釋山西已經提供給中國文學的經驗、道路和方法，作為一門日常功課，據(jù)此推動和引導自己的創(chuàng)作從歷史和時代的制高點上不斷探求有長遠藝術價值的新方向。
這也許首先應該是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界的事。不過，即使是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已經做了這方面的工作，如果創(chuàng)作一線的作家們對此漠不關心，以為與己無關，那么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也就等于沒做。更何況，現(xiàn)在這方面的理論成果確實很不足。清末以前的中國文學史，也就是常言所說的中國古典文學時期，山西文學在全國文學的版圖上色彩并不暗淡，歷朝歷代的文苑譜里不乏山西籍人士，隋唐時期甚至可謂群星璀璨。近代以降，不知是否有特別的事件或作家作品可做轉折標志，山西的文化形象從表里山河、雄渾深廣，一變而為狹隘封閉、偏安自足，山西的文學氣象和文學氣度，也從原本不言而喻地代表著國族整體或至少也是黃河流域以北的北方文明的主體，一變而降格為只能代表一個省份、一個地方自身。
是近代以來山西文人群體的文化抱負和精神關懷的境界降低了、范圍收縮了？還是近代以來山西文人群體的文化抱負和精神關懷里的博大、深沉和厚重，被時興的理論邏輯和理論話語無意地忽略了、或者有意地遮蔽了？許多事實表明，以上兩方面情況兼而有之。近年來，一些并非以為山西文人和文學的歷史澄清、正名的初衷展開的理論研究，已對后一方面的歷史偏失做了無意使然的部分彌補和糾正。最突出的實例，就是對趙樹理小說從全球知識左翼或所謂新左派價值立場和思想視域，給予意義全新的細致闡釋和高度評價。而在此之前，趙樹理和他的全部文學生活，在中國文學史的敘述流變和模式轉化中所得的定位，正是整個山西文學近七十年來在國家文學的價值譜系中持續(xù)邊緣化的典型縮影。
趙樹理最初作為從素材選取、語言錘煉、文體創(chuàng)制到創(chuàng)作立場、創(chuàng)作宗旨都全面展現(xiàn)了充分成熟的（實際上同時也是充分自覺的）民族化、大眾化和革命化成就的旗幟性的作家，在1940年代初期崛起的延安文藝的價值與話語體系中，獲得了崇高的地位。1950-1960年代，在以史詩性的革命斗爭歷史和農村、農業(yè)題材長篇敘事作品為主潮的社會主義工農兵文藝中，趙樹理的小說和戲劇創(chuàng)作開始日益明顯地偏離后來在文革初期被總結、標舉為“三突出”的主流創(chuàng)作原則，遭到了從貶斥為大寫或者只會寫“中間人物”直至走“修正主義”道路的批判。同一時期，在海外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界，延安文學時期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所獲得的中國文學民族化、大眾化、革命化和現(xiàn)代化的旗幟性的地位，也遭到了激烈的指摘與貶抑。盡管這種來自海外的貶抑，一半是基于冷戰(zhàn)時期意識形態(tài)的敵意和成見，一半是基于對與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所體現(xiàn)的鄉(xiāng)土題材和民間情調的文學以及北方風格文學的現(xiàn)代化形態(tài)差別殊甚的城市題材、知識分子情調以及江南風格文學的現(xiàn)代化形態(tài)的偏愛、同情與代抱不平、矯枉過正式的力挺，在學理上并不見得嚴謹，它傳入內地也經過了一個明顯的時間差。但在越來越重視鏡鑒和吸收海外學術的1980-1990年代的內地文壇學界，這種貶黜趙樹理及其文學成就的觀點和思路，還是造成了極大影響。趙樹理及其作品的研究，一度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評論、研究中流落為乏人問津的冷門。直到知識左翼和新左派的話語潮蔓延到趙樹理研究，更新了相關的理論方法和價值背景，趙樹理和他的文學實踐才煥發(fā)出了再次進入新時代的文化和社會理論前沿的活力。
三
迄今為止，近代以降文學生涯起步于山西的作家里，論介入國家文學史程度之深、享譽國際的聲望之著，尚無旁人可出趙樹理之右。上述這段延續(xù)于他身后的其人其文的讀者反應理論闡釋和社會接受的曲折歷史，其中哪一段的哪一種理解、闡釋和評價在多大程度與趙樹理文學生活的本真情形相吻合，對我們試圖以他為鑒、以他為師的新一代的山西文學建設的參與者，已經并不特別重要。對我們而言，面對趙樹理和他的文學遺產，最重要的是思考和體會他和他的文學實踐何以能夠穿越不同時代、經得住反復變化的多種理論方法和多元價值體系的有效闡釋和深度評析？
縱觀趙樹理和他的作品最初和最近被確立為重要理論對象的兩個階段，可以看到一個一以貫之的特點，那就是趙樹理的文學創(chuàng)作從一開始稱名于世之際，就一直沒有被歸結進那種為藝術而藝術或只為博一單純的文人之名而進行瘋狂筆耕的象牙塔中人或逐虛名浮利之徒的行列。他的創(chuàng)作征途上明擺著植根在社會深處的非文學、非藝術的功利主義的路標。寫小說和寫戲，對他都一樣是展開自己誠心實意的發(fā)現(xiàn)和解決農村實際問題的思考和表達的手段。文學的創(chuàng)作、傳播和接受的實踐，在趙樹理這里，涵蓋了突破和超逸尋常文學疆界的非文學或超文學的本質或效能。他創(chuàng)作內外有關文學的一切作為、一切努力，都自然地潛含了包括文學在內、但絕非僅限于文學或僅到文學為止的豐富意蘊和多重訴求。而這，正是趙樹理的文學實踐能夠盛納多向度、多層面的理論闡釋和價值評析可能的客觀基礎。
但凡對山西的人文傳統(tǒng)和社會風習有一定切身體驗的人，都很容易理解趙樹理的這種非純文學或超純文學的觀念和相應的功利主義或工具主義的文學實踐——與其說這是趙樹理個人的獨特選擇，不如更準確地說，這是山西厚重少文、質樸務實的價值倫理傳統(tǒng)和社會生活習氣對置身其中的每一個山西人的集體無意識似的精神約束和人格塑造。在趙樹理的文學實踐中，這種來自歷史和鄉(xiāng)俗的價值約束，以正面順應的形式強勁地表現(xiàn)了出來。而在當代文壇，尤其在所謂后新時期的最近三十年，當各種不同的面目和口號競相標榜的純文學潮流開始有機會大量涌現(xiàn)時，山西年輕一代的文學生力軍往往會成為這些純文學潮流最積極、最執(zhí)著也最忠誠的擁躉，并且他們的積極、執(zhí)著和忠誠往往還要超過這些潮流的首倡者。這種過分的姿態(tài)，其實正是銘刻在他們精神世界里的那種由山西的人文地氣決定的并不純粹的功利主義或工具主義文學觀念從反面倒轉過來的表現(xiàn)。
純文學的有無本身就是懸疑，純文學觀念的理論生成，初衷和實效是否就真的就在于用來維系一座超凡入圣、不沾人間煙火的藝術象牙塔，這是更大的懸疑。帶著這些懸疑，再來審視那些過分篤定地追逐純文學的理念旗號的人具體的創(chuàng)作，多半會發(fā)現(xiàn)，他們確信的只是自己急于從功利主義和工具主義的文學觀念的束縛下逃遁，至于在這些束縛之外，純文學的飛地或天空到底位于何方，他們卻并不清楚。
四
作為不止一代的山西作家里在全國乃至世界文壇的經典化代表，趙樹理走過的文學道路，和他艱難探索得來的文學經驗，值得山西年輕一代有耐心在本土傳統(tǒng)中深入扎根、同時更有雄心讓自己的創(chuàng)作在省外、國外的文學空間里長久贏得一席之地的作家們，從新的角度、新的層面再關注、再認識和再借鑒。延安時期的周揚最早注意到了趙樹理從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展露出的兩方面難得的藝術才能和精神素養(yǎng)：一是從人與人具體復雜的關系中、而不是從單獨的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中，來觀察、把握和刻畫社會生活；二是從方言口語、民間文藝與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學話語這兩者的相互克服、相互融合中，創(chuàng)制、提煉出精致的大眾化、民族化同時更是文學化、藝術化和個性化了的敘事語體和敘事文體。
趙樹理的作品在后起的文學史著中，多少因為“山藥蛋派”這一名目的覆蓋和遮蔽，總被人想當然地認定為土氣有余而大氣不足。但一經實際的文本閱讀，就會感覺到：趙樹理小說里的土氣和大氣不僅是糅為一體、斂在內里，不曾單擺浮擱地披掛在行文敘述的表面，而且當與在他之前之后流行的一般農村題材或鄉(xiāng)土小說相比，他的小說對人物、故事和場景的設置，分明顯得更少了些著意裝點的土腥味，更多了些平等對待農村和農民的寬廣意識。他一方面把農村當成了整個社會和國家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城市之外的鄉(xiāng)下地方；同時另一方面，他也把農民當成了中國人和世界人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城里人之外的鄉(xiāng)下人。有論者曾表述過一種本意在以魯迅之深廣反襯趙樹理之狹隘的說法：魯迅從一個村莊看到世界，趙樹理把世界看成一個村莊。事實上，反其意并且更確切的說法，對趙樹理才是公平的：魯迅從他作品中的農村發(fā)現(xiàn)了全世界和全人類，趙樹理從他面對的整個世界和各種人當中發(fā)現(xiàn)了他作品中的農村。
支撐趙樹理這些獨特的文學實踐的，是他獨特的文學理念。他堅信真正的文學不但只能從沒有文學的地方生長起來，而且只能從表面看起來沒有文學的地方得到繼續(xù)存在和發(fā)揮作用的資源、條件和依靠。這樣的文學理念，對今天的山西作家，也許是最急需也最寶貴的一份精神遺產。按照這一理念，純文學即便真的存在，那它也只能內在于不“純”的文學，從不“純”的文學中生長，也靠不“純”的文學來涵養(yǎng)，而絕沒有辦法飄逸到并不存在的藝術真空里去。由此，擔負某種看似外在于文學的功能，對作家和作品絕不是一種負擔、羈絆、干擾或拖累，相反，是一種促發(fā)文學本身力量和效用的必要條件。
在以往兩年為撰寫張銳鋒一本散文集的精讀賞析，而再次全面細讀張銳鋒散文的經典之作過程中，以及多次通讀玄武、閆文盛贈送的電子版作品合集和新書的過程中，還有最近收到唐晉、白琳的部分散文代表作細加品讀的過程中，我一再感覺到了故鄉(xiāng)山西的文學已經從跨世紀的時間起點上重新出發(fā)、并且正在向著中國文壇的前沿和世界文學的腹地快速挺進的蓬勃氣勢。作為一名堅定的散文愛好者，我愿意把這種氣勢的初興，上溯到將近二十年前新散文運動在中國文壇凌空霹靂似的登場。而從堪比趙樹理的短篇小說《登記》解放初期被改編為滬劇《羅漢錢》的深廣社會接受效應來講，最重要的標志莫過于整個1990年代張平反腐小說在全國深入人心的持續(xù)風行——連復旦大學中文系資料室的管理員，都把暢談《天網》《抉擇》讀后感，當作和好幾屆山西籍學生反復交流的保留話題。劉慈欣的長篇科幻力作《三體》榮獲國際獎項，更為山西文學從新的領域和新的高度，贏得了全國和全世界的矚目。
在此情勢下，無論是作為一個自然成型的地域文學的整體形態(tài)，還是作為一支事實存在的文學團隊力量，山西文學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需要深接自己的地氣、疏通自己的血脈，把昔日的榮光和新近已有的收獲，還有未來理應更輝煌的成就，連接為神完氣足的一個機體，內鑄魂魄，外現(xiàn)活力。以此，使得山西文壇一方面能夠持續(xù)強化把更多的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學資源凝聚起來的向心力，一方面也能不斷釋放出引領全國文壇風氣和全國文學前沿潮流的影響力和傳播力。
以我的閱讀思考的片面之見，山西中青年作家在小說、散文和詩歌等各體裁創(chuàng)作中，向來并不缺少追隨和參與全國文學主潮的飽滿激情和實際收獲，但很多初涉文壇時原本很有銳氣和才氣的作家，最終也就在這種跟風跑和隨大流的機械勞動中，漸漸耗損成了庸庸碌碌、自滿自足的文壇操作工。在最近一二十年文壇和整個社會的風氣都益趨浮躁的大環(huán)境下，這種情況似有加劇之勢。山西文壇需要一個又一個圍繞真正具有開創(chuàng)精神的主帥或闖將自發(fā)形成的圈子，來屏蔽流俗的干擾、培植自信和定力，讓年輕作家能夠踏著前輩留在歷史上的精神足跡，跟著近在咫尺、易于接近和深入了解的闖將，各個去趟自己的路、奔自己的方向，而不再總是魂不守舍地忙于盲目向外追風逐潮。惟如此，才是對從山西文學的土壤中挺立起來的參天大樹式的前輩作家和實力派作家最好的珍視，也才是對汲取著山西人文地理和文學傳統(tǒng)的營養(yǎng)成長起來、正在蓄勢待發(fā)中的年輕作家們的最大幫助。
五
就前述所及的幾位山西作家朋友來講，張銳鋒在散文創(chuàng)作和理論上近三十年的深耕力拓，已在省外、在全國啟發(fā)、引領并造就出了一支實績累累、沖擊力極強的新散文家隊伍；唐晉和玄武舊體詩賦和現(xiàn)代詩文各體兼工的筆力和才情，大概數(shù)遍全國同輩的知名作家，也沒有多少可以相提并論者；閆文盛近年潛心聚力推進散文長卷《主觀書》的創(chuàng)作，語體、文體獨辟蹊徑，整體姿態(tài)已漸入佳境；白琳《白鳥悠悠下》等散文借取小說和詩的造境手段，疊合了現(xiàn)代女性散文和當代先鋒小說的風致。雖窺一斑，略知全豹，山西文壇新銳力量的陣型豁然可見。
然而，在贊嘆如唐晉的《墓游》《時間的瞳孔》、玄武的《父子多年》《死者所知》等構制精微、氣韻渾厚的少數(shù)完整成篇的力作之余，閱讀唐晉、玄武這樣筆下功底頗深的作家的作品時，也會常覺得有些遺憾和迷惑：他們是否把自己上乘的筆墨揮灑得過于零散、過于隨意了？精彩的行文細節(jié)比比皆是，篇章足具的完整作品卻難得一見。當然，部件堆積而成品少見，這正是真實的勞作現(xiàn)場本該有的局面。但人到中年時分，創(chuàng)作歷練已超過二十年，拿捏作品成型的分寸和火候，照理也接近自如和圓熟，好的基本功和好的創(chuàng)作成品卻尚未達成量與質的均衡匹配，欠缺的臨門一腳或最后一公里的差失，到底在哪里？
對此，身為和唐晉、玄武年齡相仿的一名文學行當里的同輩，我只能談一點從自己以文學理論研究為業(yè)的切身體會中轉移過來的認識，作為參照。在寫作技術或表達技巧不成問題之后，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剩下的問題就是精神視野和思想穿透力的問題了。而這兩者之中，精神視野的尋找、選擇和確認，又是先決性的。確認了精神視野，思想的運行和思考力的運用才會有穩(wěn)當?shù)钠脚_可依。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才華的浪費或虛擲，總是從創(chuàng)作題旨和素材的選擇、確定開始的，而對創(chuàng)作題旨和素材的尋找、發(fā)現(xiàn)和選擇、確認，恰恰又正是由一定水平的思考力決定的。思考力從何而來，因何可得提升？常規(guī)的解決之道，無非是讀書求知，切磋砥礪，擴展身心生活，深化社會關懷。這都不錯。
但對文壇中人而言，增進創(chuàng)作所需的思考力，還要有更具體的要訣。在這方面，對當今的山西作家，趙樹理的經驗仍值得重視和借鑒：不能只把文學當成文學來對待，因為文學并沒有獨屬于它自身的生命內核，文學的全部生命力就在于它永遠只是主客觀之間或者說現(xiàn)實和理想之間的一道媒介。它可以顯現(xiàn)為一種把握現(xiàn)實的方法和態(tài)度，也可以顯現(xiàn)為一條通向現(xiàn)實和連接古今的道路，或者一重立足于當下、又超越于當下的審視、體悟現(xiàn)實的精神境界。既要立足于文學、盤桓于文學，那么在此所能做的，就是要容下并且擔當起自己所能承擔得起的萬般世事中對自己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趙樹理的文學生活就是他對處于大時代轉折中的中國農民和農村的現(xiàn)實遭遇、現(xiàn)實困惑的真誠思考，他的文學生活因此而充實、也因此而獨特。更進一層看，趙樹理的文學生活留在文學史上的印記和分量，也正是因此而與那些主張和踐行所謂純詩或純文學的一派名士們的文學生活，有了根本的差別。
嫻熟的寫作技巧只有脫離純文學的幻覺，內化到排除了純文學幻覺的廣闊蕪雜的現(xiàn)實世界現(xiàn)實問題的體驗和思考中，才會落地生根、虎虎生風。同樣的這點感慨，在閱讀更年輕的閆文盛和白琳的作品時，也會從不同的方向上觸發(fā)。或許這涉及的，并不是單單屬于某時某地和某些作家的一個問題，徹底地解決它也根本不可能。但在這篇專為故鄉(xiāng)山西的新銳作家研討會準備的書面發(fā)言中，我愿意不揣淺陋也不顧失言地把它鄭重提出來，與朋友們共勉，因為我堅信，山西文學內在的脈象是滄桑雄渾、恢弘深沉的，憑借著對山西地緣文化和文學傳統(tǒng)的重新發(fā)現(xiàn)和重新闡釋，正在行進中的山西文學，在不遠的將來，一定能夠迎來在文學中國的全版圖中發(fā)揮更大作用、閃現(xiàn)更多光彩的可喜前景。
（作者李林榮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傳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