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媒體與文化(李輝)(3)

　　我講到的另外一個老人是曹禺。曹禺先生是了不起的天才劇作家，他和巴金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也愿意像巴金一樣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后來寫《王昭君》，包括其他一些話題，都是命題作文，真正有份量的東西是在他三十幾歲左右寫成的，1949年之后他的話題基本上沒有站得住的。1983年，黃永玉先生與曹禺有過通信，其中一封黃永玉對曹禺有非常激烈的批評，他就說：“你是我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后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里，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彼麄兪莾纱�人，黃永玉是曹禺的晚輩，但他們是平等交流。黃永玉是性情中人，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但曹禺也很特別，看這封信后很高興，并不生氣，就回了一封信，回信現(xiàn)在還在黃永玉手上，黃永玉告訴我曹禺的回復(fù)：“我讀了你的信。我告訴我的女兒，到街上買了一個大照相本，把他放到相冊上，一頁一頁的貼到照相本上，現(xiàn)在我可以隨時翻，當我偶爾失去信心的時候，我在你的信里看到一個火辣辣的詞語，他促進我拿起筆再寫下去�！辈茇�用這樣一個坦蕩的胸襟對待晚輩的批評，當然，曹禺實際還是沒法改變自己。

　　有人跟我探討曹禺到底復(fù)雜不復(fù)雜，或者說他是不是真的認識到自己的痛苦。曹禺年輕時就寫出《雷雨》、《日出》，我覺得他自己就是戲中人，曹禺的東西，包括看他平常的一些講話，生活就是戲，戲也是生活，他沒有分開，包括在老朋友面前的表述，不能說他是做戲，他是融為一體了。巴金80歲的時候做了一個紀錄片，在新影廠開座談會，當時請曹禺參加，曹禺發(fā)言非�？犊�激昂，因為那段時間氣氛比較活躍，都談文革反思，談講真話，談作家獨立思考，很熱烈，曹禺講話也很激動，說“我跟巴金相比簡直不是人，人家讓我說什么我就說什么”，非常痛苦，但是過了不久該表態(tài)還表態(tài)，該怎么批判人家還怎么批判。

　　在我寫關(guān)于人藝話劇文章時，又認識到曹禺的另一面。曹禺當時是人藝的院長，一方面像黃永玉所說“為勢所誤”，不愿意和別人擰著來，該表態(tài)就表態(tài)，該批判就批判，但他還得做自己的事情，兩個動作在人藝起了很大作用。第一，在他任下，1981年把高行健從中國作協(xié)調(diào)到人藝，他是院長，如果院長不同意應(yīng)該說是不可以的，這才有了高行健后來的《絕對信號》、《野人》這樣一些重要的話劇。林兆華導(dǎo)演的幾個話劇在1983年受到批評，曹禺私下寫信給他很大鼓勵。

　　第二，張辛欣在80年代是文壇的風云小女子，小說有《在同一地平線上》、《瘋狂的君子蘭》，以及電視劇《運河人》，當時真正做紀錄片的除了黃永玉就是她。張辛欣發(fā)表《在同一地平線上》后遭到批判，她在畢業(yè)時分配不出去，誰也不敢要，因為她當時的作品都發(fā)表在巴金的《收獲》上，巴金就保護她，到上海后就住在巴金家里。巴金向曹禺推薦張辛欣，后來人藝接受她當導(dǎo)演，工作才有了著落。曹禺可能是復(fù)雜的，他有他的威望，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做一種文化的銜接和推動，這才是真實復(fù)雜體的曹禺。

　　記者可以有自己想法 但要用更寬泛心態(tài)對待歷史

　　對我個人來說，八十年代也有很多遺憾的事情。我們這一代人是從文革過來進入大學(xué)，對是非太清楚太明確，尤其1982年前后經(jīng)過學(xué)校的一些影響，好像誰的思想不解放，年輕人都嗤之以鼻，都不愿意跟他們接觸。當時我們認為丁玲是個比較左的人，她批評《芙蓉鎮(zhèn)》，批評一些年輕作家，我們都覺得不能接受，雖然有很多機會，但沒有單獨做采訪，這是件遺憾的事情。還有周揚，當年那些整胡風的人，其實也應(yīng)該采訪。對一個記者來講，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有不偏不倚的態(tài)度，要有一種更寬泛的心態(tài)對待歷史。現(xiàn)在想來，沒有采訪周揚、丁玲是多大的遺憾。包括胡喬木先生，當時也是有機會采訪的，都很遺憾。我不采訪丁玲是因為她1978、1979年寫文章罵沈從文，我覺得不能接受，也是個人情感在里面，因為當年他們兩人關(guān)系很好，1924年就相熟，關(guān)系非常密切，胡也頻遇難之后沈從文陪丁玲把孩子送回常德，在武漢時遇到凌叔華夫婦，八十年代凌叔華回來見友人，沈從文說有丁玲參加我就拒絕參加，所以這個宴會沈從文就沒有出席。

　　還有一個遺憾，就是沈從文和蕭乾沒有見上一面。沈從文是蕭乾的恩師，蕭乾在燕京大學(xué)新聞系念書時，第一篇小說和后來很多小說都是在沈從文當時所在的大公報副刊發(fā)表的，包括畢業(yè)時也是沈從文把蕭乾推薦到大公報。但是文革期間他們產(chǎn)生一些不同的矛盾，我一直想撮合，因為他們倆人都是巴金的好朋友，巴金曾經(jīng)說過一句話，他說：“我的朋友有三個人是最有才華的，一個曹禺，一個沈從文，一個蕭乾”，而三個人都跟巴金關(guān)系很好。有時我見到巴金也會聊，蕭乾和沈從文到底怎么回事，誰也說不清，蕭乾說蕭乾的理，張兆和對我說她的理，都覺得各有道理。作為晚輩，我總覺得和好才是，那么好的關(guān)系干什么鬧那么僵。

　　1988年的4、5月份，我去看沈從文，當時《蕭乾傳》出版了，我提前寄給他，然后請他講幾句關(guān)于《蕭乾傳》的話，然后我又說：“要是蕭乾來看你，你見不見？”老人家當時說話也不利落，說：“他要來我怎么不見？”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回到報社趕快寫信給蕭乾，然后我又把這件事寫信告訴巴金，接著我就到貴州出差，等我出差十天回來，沈從文去世了，當時我覺得非常遺憾。后來蕭乾給我寫了一封信，張兆和也給我寫了一封信，在巴金給張兆和的信中也提到這件事，雖然他們沒見面，但也算和好了。沈從文去世后蕭乾第一時間寫了懷念文章，在臺灣《聯(lián)合報》發(fā)表，后在內(nèi)地也發(fā)表，他用這種方式實際上也是彌補。

　　結(jié)語：用悲憫心態(tài)看歷史中的人和事

　　我愿意以史料為基礎(chǔ)來敘述歷史，現(xiàn)在的口述歷史太多了，我原來熱衷于做口述歷史，在80年代、90年代做了很多�，F(xiàn)在讀了很多之后，尤其是這十年，很多內(nèi)容不敢相信。早年在功利性還不強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比較嚴肅對待，現(xiàn)在有圖書市場、讀者選擇、媒體熱點等影響后，口述歷史很可能首先是滿足現(xiàn)時代的讀者需求。歷史的回憶也要小心求證，不能信口開河，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前不久看到一位朋友整理的口述，其中一段講到黃永玉，說黃永玉很聰明，而沈從文在文革前很低調(diào)，不受重視，所以他跟沈從文就不來往，文革之后沈從文火了，他就開始來往。這種回憶沒有任何根據(jù)，因為我收集的大量資料都是沈從文給的，50年代、60年代往來的書信，沈從文當時的書都是黃永玉設(shè)計封面，他們倆住的也很近，來往很多�，F(xiàn)在有些東西可能不達標，可以對一個人或者對一件事持否定態(tài)度，但不能因為是否定態(tài)度，就把過去的事情朝另外一個方向說。

　　當然，我也有遺憾，有些人沒采訪�，F(xiàn)在回想起來，畢竟三十來歲，還是很偏激，或者說是很狹隘，眼光不大，很容易輕易排斥一個人。而現(xiàn)在回顧、研究歷史時，對歷史人物我更愿意用一種寬容的眼光看待，甚至對老一代人經(jīng)過的苦難，也更愿意用一種悲憫的心態(tài)看當年歷史中的人和事。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看法，不是一個整體的概念，謝謝大家。 

　　(《絕響》，李輝著，三聯(lián)書店，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