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與考證：蕭紅居地安葬地及紀實作品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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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多久，忽然又有信來，是來自東京的，說你是在那邊念書了。恰巧那年我也要到東京去看看。立刻我寫了一封信給你，你說暑假要回家的，我寫信問你，是不是想看看我，我大概七月下旬可到。

　　蕭紅在東京并沒有見到張秀珂。弟弟先其回國的事讓她失望之極。1936年7月26日寫給蕭軍的信中，蕭紅對此只一句帶過，“珂已經在十六號起身回去了”，似乎對她沒有什么大的影響�？芍钡�1941年她依然清晰地記得在東京渴望與弟弟見面的細節(jié)，實在是太在意這次會面。蕭紅7月18日離開上海抵東京，7月16日胞弟已離東京，兩天之內姐弟再次擦肩而過。為見到張秀珂，蕭紅先是寫信探路，約他第三天下午6點在某飯館等她。蕭紅的做法，并非文人的矯揉造作，連親弟弟見面還搞得那么隆重正式，沒有一點居家的氣氛。她對沒馬上去胞弟住的神田町某番解釋為兩人當時不屬于同一國家的人。蕭紅居上海，是中華民國人士，張秀珂居滿洲國(偽滿洲國)，是日本殖民地滿洲國居民身份。日本警察對日本左翼作家視作政治犯經常投到監(jiān)獄，蕭紅在上海是魯迅先生身邊最著名的左翼作家，寫過抗戰(zhàn)小說《生死場》，擔心她的抗日作家身份會影響到弟弟在日本讀書。她這種考慮并非全無道理，蕭紅居東京不久，就遇到日本刑事登門搜查，以至于她憤而想打道回國。對與弟弟的晤面，蕭紅費心地準備著。

　　我特別穿了一件紅衣裳，使你很容易的可以看見我。我五點鐘就等在那里，因為在我猜想，你如果來，你一定早來的。我想你看到了我，你多么歡喜。而我卻也想到了，假如到了六點鐘不來，那大概就是已經不在了。

　　一直到了六點鐘，沒有人來，我又多等了一刻鐘，我又多等了半點鐘，我想或者你有事情會來晚了的。到最后的幾分鐘，竟想到，大概你來過了，或者已經不認識我了，因為始終看不見你。第二天，我想還是到你住的地方去看一趟，你那小房是很小的。有一個老婆婆，穿著灰色大袖子衣裳，她說你已經在月初走了，離開了東京了。但你那房子還下著竹簾子呢。簾子里頭靜悄悄的，好像你在里邊睡午覺的。

　　渴望與弟弟見面，而且生發(fā)出諸多相見場面的聯想，對弟弟的期盼還包含著其他意味。譬如，他會帶來有關家鄉(xiāng)的信息，出走多年，盡管家對她已沒有什么具體的意義，但弟弟的到來重新勾起她許多回憶，一些小時候的記憶類似于家里的櫻桃樹、紅玫瑰、大白狗之類的問題，可能會讓弟弟一一作答。重要的是，她與弟弟在日本相見的時間，恰好是她需要在感情和寫作上進行調理的階段。她意識到與蕭軍的感情出了問題，也感覺到寫作無法再進行下去。身體和心境都不好，到日本靜心養(yǎng)病寫作，休養(yǎng)生息，正是蕭紅感情回歸胞弟身上，特別需要的慰藉的時候。命運總是與她開玩笑，她最需要看見弟弟容貌聽到弟弟的聲音的時候，他卻先她兩天回國，錯失相見敘談的機會。

　　半年之后，我還沒有回上海，不知怎么的，你又來了信，這信是來自上海的，說你已經到了上海了，是到上海找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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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流浪的生活，怕你過不慣，也怕你受不住。

　　但你說，“你可以過得慣，為什么我過不慣�！�

　　張秀珂到上海頗費了一番周折。他從秦皇島上船，躲藏貨物堆里，偷渡到上海。彼時蕭紅不在上海，蕭軍接待張秀珂，為他找了住處安頓下來。1936年12月5日，蕭紅給蕭軍信說到秀珂的事，對于如何安排他，給他何種建議，蕭紅也是沒有心理準備。

　　珂到上海來，竟來得這樣快，真是使我吃驚。暫時讓他住在那里罷，我也是不能給他決定，看他來信再說。

　　蕭紅從日本回到上海，去魯迅先生墓地拜謁先生。生得高大俊朗的秀珂陪蕭紅蕭軍以及許廣平海嬰等人一同去過墓地。秀珂是一個典型的東北大男孩，樂呵呵的，對未來充滿著希望的樣子。可是，經歷過磨難的蕭紅心中卻滿是憂愁，不知道弟弟的前途由這次闖蕩會變得怎樣。一切無從知曉。她像母親對待孩子一樣，看到早上笑晚上也笑的弟弟，心里很高興，嘴上卻批評他“這么懶”。然而，“懶”也并不是秀珂這類投奔上海的東北青年左右得了的。無事可做的秀珂有時到許廣平家，為她抄稿，有時也學習世界語。對于秀珂這些青年人所發(fā)的議論，蕭軍偶爾也是不滿的。1937年6月3日日記里，蕭軍寫到，“聽到了秀珂他們一些流于墮落路上的一些話，使自己對秀珂起了失望和憎惡�！笨梢娦沌嫘枰�馬上找到事情做，否則周圍的人都會“看扁”他們。

　　從偽滿洲國逃到上海，對蕭紅蕭軍來說已是背叛偽滿洲國追隨祖國的一種行為。東北淪于日寇鐵蹄，若不做日本侵略者的順民，就得走得遠遠的，不讓他們見到。對蕭紅來說，弟弟的到來，以及和弟弟一樣的青年人的到來，讓她感到很不安。他們已背叛偽滿洲國，可在上海卻找不到工作，每天都面臨著饑餓和寒冷，在街上到處亂竄。即便如此，大量東北青年還是不斷地逃往上海，以求生路。

　　從家跑來的人，還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后來聽說有不少已經入了監(jiān)獄，聽說這幫不遠千里而投向祖國來的青年，一到了祖國，不知怎樣，就犯了愛國罪了。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之前，東北赴關內的青年想要抗戰(zhàn)，卻不只所云，沒有方向，整日迷茫。對此現狀，蕭紅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對于弟弟的前途，她的擔憂是生怕到上海，這些不懂世事的青年人，犯了“愛國罪”。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生活在關外的東北人淪為奴隸，而投奔到祖國上海，抗戰(zhàn)似乎仍然是東北人自己的事情無人過問，對此蕭紅總歸是有心結的。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人群情激憤，可以公開地談論抗戰(zhàn)話題。不論關內關外，就此可以站在一條戰(zhàn)線上對付外敵入侵了。在蕭紅身邊呆著的張秀珂其去向很快就決定下來。他要到西北去，“做抗日軍去�！笔捾�7月12日的日記里，有這樣一句話，“珂明天走了，這對于他是好的。”此后，蕭紅與張秀珂再沒見面。張秀珂一直隨軍，到過延安又參加過江南新四軍，曾在黃克誠部下工作。1964年6月28日，蕭軍寫給鐵峰的信中披露，蕭紅逝世后，他又見到幾次張秀珂�！昂髞硭�病了，精神很失常，他曾幾次向我說，他和蕭紅并非張選三所生，他母親可能是被張某所霸占。他們的生父可能被謀害了。”據其猜測，生父可能是出身貧苦的張家“地戶”。

　　張秀珂對蕭軍談論姐弟兩人的離奇身世，以及蕭紅一生對地主的憎惡，都使得“養(yǎng)父說”撲溯迷離，難得其解。

　　不過，單純依靠父親亂倫行為反推其不是親生父親，從而證實蕭紅是其母姜玉蘭“帶犢子”嫁給張廷舉的，也就是說蕭紅不是張廷舉親生女兒，是不成立的。呼蘭縣姜玉蘭三妹姜玉鳳等人晚年接受采訪，都還記得當年姐姐姜玉蘭結婚的情形。1908年春天，張廷舉母親范氏到姜家窩堡串親戚，看中姜玉蘭，托屯子里的宋六做媒許給張廷舉做媳婦，1909年8月兩人完婚。姜玉鳳說“大姐結婚時，那天下大雨，我們坐兩輛席棚大車，二十多人送的親”。呼蘭縣親戚對張廷舉和姜玉蘭結婚來龍去脈的回憶，證實了張廷舉和姜玉蘭是頭婚�！稏|昌張氏宗譜書》記載，“夫人姜氏玉蘭：呼邑碩學文選公女，幼從父學，粗通文字，來歸十二年，勤儉理家”，“維體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姜家在呼蘭也是有些經濟社會地位的，不可能下嫁貧苦的“地戶”。有這些正規(guī)的記載和多人見證的婚禮場面，“養(yǎng)父說”就很難坐實。

　　蕭紅胞弟張秀珂對蕭軍所說的懷疑，也與他小時候的生活經歷有關。況且與蕭軍談話時，他精神尚處于病態(tài)。據張秀珂之子張抗考證，蕭紅的祖父后來有了抽大煙的嗜好。張秀珂搬到老廚子下屋里睡，他回憶到，“我的被子涼冰冰滑膩膩的，黑得發(fā)亮，我和大廚子身上的虱子來回爬�！崩蠌N子則告訴他，“你的命苦啊，你沒有親媽，爹也不是親爹”，這句不經意的話，對張秀珂影響很大。一次父親拿著蕭紅給張秀珂的信，問“這是誰來的信？”張秀珂不敢回答。父親說，“這是逆子寫的，你給她寫過信嗎？”回答是沒有。“那好，你如果同她來往，這個家也是不要你的”。張秀珂與蕭紅一樣，在這個家是不受歡迎的。他明知道這是姐姐寫給他的信，卻謊稱不知。在接受父親訓話期間，他的手不停地顫抖。1936年，蕭紅回上海后問弟弟，“你同家脫離關系了嗎？”回答是“偷著跑出來的”，再與蕭紅深談家中瑣事，蕭紅則果斷地說，“那個家不值得談了�！�